浙江在线01月29日讯近日,义乌在全省农村金融机构开展“走千家访万户”的活动中进行了一项农村信用档案的调查和建立工作。与以往的农村调查不一样的是,这次调查对农民的“家产”,包括住房进行了摸底和估值。结果已调查的6万户农村在籍农户,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平均数,约209.7万。真的有这么多吗?记者顺着这个信用报告进行了再调查。
平均数值超过200万
“我们原来以为农民家里能有什么?不就几间房子几亩地吗?没想到,平均每户人家至少有200多万元的资产,这甚至比义乌本地一般城里人的家产要多得多了,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零售部总经理傅照华负责支农的信贷工作,他告诉记者,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这项到目前历时近一年的调查,按义乌20万农村在籍户分布区域分片。第一个完成的一共是6万农户,这6万户包括城郊、乡镇和边远各个类型的农村户籍人口所在地,现在调查数据正在输入。在这6万农户中,资产在50万以下的有4800户;50万以上到200万以下的有12600户;200万以上到500万以下的,有31800户;500万以上的有10800户。他们调查出来的这6万农村在籍农户总资产1258.2亿,每户平均209.7万元。
傅照华还说,这是一个保守数据。因为除了50万以下资产的4800户农户的数据已确切统计外,其他几档资产的确切数据在估算时,采用的是这一档的下限资产数来估算的。所以,最后每户209.7万元肯定不会少,只会超过。
信贷员上门算家底
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采集的?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办公室副主任黄永承告诉记者,这次调查没有一个信贷员敢有丝毫的松懈,因为在调查的最后,要对农户签署一个调查评价,这是关系到农户放贷的一种结论性评价,没有谁敢去冒这个险,而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在程序上,由两名信贷员上门采集、调查和评估资产,填写两份表格,一份人行的《农户信用信息档案》,一份是他们行里的《农户基本概况信息表》,因为这次调查,还要提供给人民银行,作为这些农户的征信系统重要依据。
还有一道程序,就是请村两委协助确认相关信息,内容涉及农户的信用评价、资产证明,由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三人同时签字,这样才算有效。
宋建国是这家银行300位信贷员中的一个,他说这是他在银行工作7年多来任务最艰巨的一次。工作量很大,很细,每户至少要跑五六次,最多的一户,他先后跑了9次,书记主任和文书三个人要凑齐,也很难。
虽然这种单一单位进行的调查,在权威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上,与统计部门的普查和调查相比要欠缺些,但是由于是全覆盖而不是抽样性质的,所以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偏离。
家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家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赤岸支行副行长宋志平,拿了一份表格说,农户的信用调查涉及农户家底的主要有六项:农户的房产,包括生产用房、农村生活用房、城镇商品房等;林权情况;种养殖情况;土地承包、租用情况;主要生产设备,包括大宗机械和车辆;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
在赤岸镇上吴村61岁的朱淑标家的调查表上,记者看到他家75万元的资产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生活用房,一家四口拥有一套四层楼的房子,建筑面积630平方米,2003年的造价是23万元,按现在的市场价评估为35万元;二是种植了1.68亩阔叶林,木材蓄量20立方,评估价格2万;三是主要生产设备,2007年花了25万元购买的一台收割机,折旧后评估价是18万,2008年花了11万购买了两台耕种机,评估价是7万;另外还记录了近年的平均收入,他承包了30亩田,加上开办的肥料店,为附近其他承包户提供稻谷的收割和播种服务的收益等等,每年平均收入13万元。
农村房产估值差距大
宋志平告诉记者,农村的宅基地按现在的政策是不能流转的,理论上不能成为商品,但是从信用档案的角度出发,他们这次调查把房子也算在内,并按市场进行估价,这可能是这个数字这么大的原因。
其实,农户的家底或者主要积蓄就是房子。有的在村里有新房子,在城里也有商品房。特别是靠近城郊的村和市场边上旧村改造后的村,房子就更加值钱了,按每年租金推算,一幢房子就是几百万。而边远村里的房子,只能用造价推算。
另外,市场里的摊位,也是义乌这个地方农户的特色资产,按照位置和商品区域的不同,摊位的估算价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最高的算到600万一个。现在义乌城里,有整幢整幢房子的,户主是农村在籍人口的多,这直接拉升了数据。
农业户家底二三十万
“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他们的家底远远没有这么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赤岸支行行长何永军以上吴村为例说。离县城35公里的上吴村是比较传统的农业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西瓜、毛芋、黄花梨、葡萄和甘蔗等。
在200户实际家庭户数中,生活在村里的农户有160户,直接从事农业的农户有101户,占全村户数63%以上,其中种植10亩以上的农户有34户。
160户农户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共有房屋171套,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评估价格4387万元,户均27.42万元。其次是涉农总收入,包括种养植、山林等,一共是600万元,户均3.75万元。
主要生产设备包括4台收割机,估价72万;6台耕种机,估价42万;13辆拖拉机,估价26万;27辆三轮摩托车,估价8.1万;71辆摩托车,估价42.6万;11辆小轿车,估价80万;一共270.7万,户均1.69万元。
这些农户没有银行贷款余额,只有民间借贷17万,减除后,每户“家底”平均为32.76万元。
如果加上非农收入1100万元,上吴村每户农户的平均“家底”也只有39.64万元。这和户均209.7万的差距很大。而且这个村还算是不偏远的一个村。
义乌农户有其特殊性
“特殊性,就在于6万农户中,71%的农户是从事非农的,是他们拉高了8%的传统农户的家底。”傅照华给记者分析说,从农户的资产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资产在50万以下的,这个比例很小,只占了8%。这些农户从事的基本上是农业,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50万以上到200万以下的这一档,除了自己承包田地从事种植业外,还从事一些涉农经营,像朱淑标就比较典型。这个比例也不是很大,有21%。
比例最大的是200万以上到500万以下的农户,有31800户,占了53%,这些农户一般是家里普遍有家庭作坊,在城镇有商品房,在小商品市场里有摊位,每年光摊位的租金就有不菲的收入。
500万以上的比例不大,只有10800户,占了18%,但是他们不是从事企业生产经营,就是在旧村改造中,得到了巨额财富,每年还享受着村集体经济分红的富裕农户。
整个数据就是这两部分农户拉高的。只是他们户籍还在农村而已。户均家产209.7万的奥妙就在这里。
农民信用比许多城里人好
创办了穷人银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执行主席穆罕默德·尤努斯说,我们证明了,穷人的信用度是相当高的。
在义乌,这次信用调查的结果是,农民的信用十分好,比城里人好。
农民信用好过城里
“没想到,农民的信用比城里人要好这么多。”记者在采访中,傅照华用这样的形式表达他的发现。
在对6万农户信用的调查中,信贷员会让农户签署一份《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用于向人行查证该农户有没有不良信贷记录和不良消费记录,调查的结果是农户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不是因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少借贷造成的呢?
不是,傅照华告诉记者一组数据,他们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在旧村改造的这5年时间里,给2万多农户发放了40多亿的贷款,其中逾期未还的不良率只有0.21%,而整个银行贷款的不良率是0.87%。
来自人民银行义乌支行信贷与调统股的消息,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2009年,纯农户的信用明显要高于城镇居民和个体工商户。
道德约束也是信用
35岁的朱晓品在接受信用调查后,得到了一笔10万元的丰收小额贷款。这不光他自己感到意外,连村里的人都感到这次调查真的很奇怪,尽出新鲜事。
朱晓品家里本来就没多少家底,10年前和哥哥分家后,自己只有一间破房子,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几年,他一直很勤劳,靠着和妻子两人白手起家,把房子翻修后,借钱买了3台针织机,在家里做针织帽子的代加工。去年刚把所有的钱还清,下半年,业务很好,他想增加2台机器,但是需要8万元,一时没地方来。
这次信用调查中,朱晓品家的房子因为面积小,按年代折算后最后估价10万元,加上3台2005年买的机器,估价4万,总共就这么点资产,在村里这算是最少的。当他了解到村里比他家评估资产多的最后也没贷到款,就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过了两个月,信贷员把10万元的授信贷款手续送上门了。
原来,在这次对农户的信用调查中,不仅仅看农户的收入和家产,还有一块是“道德品质”,其中分家庭稳定情况,夫妻关系,有无不良嗜好,邻里关系,公益事业关心程度,为人处事是否讲信用等,在综合总分100分中的权重是20分。
信贷员从村两委的调查中了解到朱晓品的“道德品质”非常优秀,在村里数一数二,给予了满分20分的评价。另外,夫妻俩很勤劳,只有一个小孩,负担也不重,孝敬父母和老人,这样家庭稳定的系数就会比较高,有利于安心创业。
信贷员综合这些情况后,评定朱晓品是潜在的优质客户。
农村人情信用保障
天下着雨,气温只有1度,60岁的朱锦湖,在家里安心地抱着孙女,今年他不用为20亩田里的麦种和化肥发愁钱了。他和两户关系好的种植户做了信用联保,贷到钱了。
朱锦湖是义乌市赤岸镇上吴村的一位农民,承包了20亩田。刚开始,老朱对信用调查很反感,他说,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从来没干过借人家钱不还的事,讲不讲信用村里人一问就知道了,还用得着来向本人调查吗?
信用调查后,老朱成为首批授信对象,按规定,他找到另两名种植大户朱桂良和朱春根,组成联保创业小组。原来只能贷到10万元,现在三户人家可以贷到30万,谁家需要资金,谁先用,相互调剂。
除了老朱所在的联保创业小组,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还在上吴村帮助其他农民成立了6个联保创业小组。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赤岸支行行长何永军告诉记者,信用联保就是建立在农村人情社会基础上的一种信用制度,村民之间的互助和相互监督,可以让农户结合得更紧密,这样在资金周转、风险承担、生产经营等方面都捆在一起,信用更有保障。
农民其实最重信用
“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信用看得比什么都重。”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傅照华对记者感叹。
童店村姓吴的两兄弟,在旧村改造中,因建新房子各借了48万和30万贷款,老大一家去年3月已全部还清,老二还剩有15万余款在今年6月到期。
这次信用调查后,老大想在家做点代加工的业务,需要买两台设备,于是,9月份得到了10万的授信贷款,不料,两个月后,在提运设备时,老大突遭车祸身亡。
侄子还小,设备又退不了,如果不按大哥的计划实施,把代加工干起来,银行里的贷款就还不了,到时候,有了不良信用记录,今后要再贷款就难了。
于是,老二就出面向银行担保,在两年的授信内,他大哥的贷款由他担保,并把自己的家产作了抵押。
他说,大哥人虽然走了,但是他家的信用绝对不能丢,要不然今后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只要把信用保住了,再贷款也不难,这几年总能撑过去的。
愿“纸面财富”活起来
这次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信用调查,得到了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结果从事实上说明,一是从改革开放初的一间破泥房、几把锄头到现在,农村农民不仅收入在增长,家底也有了惊人的增幅;另一个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同经历、不同取向、不同地理位置的农户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除了我们经常统计的收入高低外,同样的房产,位于城郊组合部的、位于城镇并有街面的、位于小山村的,事实上也产生着巨大的差距。200万提醒我们,农村工作或政策的依据,不能仅仅是平均数。
虽然宅基地、住房这样的农户主要财富积累不能作为商品兑现,不过,进行调查的同志告诉我们,随着农村信用档案的一步步完善,这些“纸面上的财富”,即使还不能进入信贷抵押,但是可以作为信用的一部分而成为农村信贷的依据。在这个前提下,农民的财富积累,总的趋势是一点点在盘活。
今年,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将继续调查剩下的14万户农户信用。到时,我们还将再次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