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生将怀揣的水果刀刺向13个无辜而幼小的生命，以极其残忍的方式，豁开了这个社会的一道伤口

　　文/刘子倩(发自福建南平)

　　失业的郑民生走出三官堂社区，迎上了2010年3月23日早上七点钟的太阳。开小卖部的陈阿姨看见他迈着小步子走过，像是又一个出门晨练的寻常日子。谁也没有看见他怀里藏着的那把不锈钢水果刀，谁也没有在意他。

　　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名字和他的血腥举动，窜上了互联网的显赫位置。在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在55秒内，连续刺杀了13名小学生。8个孩子死去，5个孩子尚在救治。

　　如今的南平，刚刚回过神的人们总是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高频率地重复着“残忍”这个词。这座拥挤着300万人口、打车10余分钟即可穿越的闽北小城，从来都不缺乏社会的伤口，去年“6·21”医患纠纷，让人们看到这个城市的群氓之举，如今这里又一次成为这个社会的焦点。

　　各地的观察者们正在谴责凶手、指责学校安全措施的疏漏、反思对城市边缘人的遗忘，南平官方迅速给出了“工作矛盾和感情纠葛”的解释。而那些和郑“医生”一样的底层人，并不满足于这些已有的论断，他们还在拼图一般地回忆，拼出一个不完整的郑民生和自己的命运。

　　郑民生从来都是个不起眼的人。他的名字似乎是在3月23的血案后，才被周围的人想起。之前的二十几年时光，邻居们从未直呼郑民生的名字，或者他们根本叫不上这个名字，而是以“医生”代之。“医生”这是在邻居眼里的尊称。在郑民生曾工作过的南平化纤厂也不例外，工人对他的称呼只是多了个姓氏——郑医生。

　　他不张扬的个性或许是一贯的。1987年，从南平二中考入距家乡124公里外的建阳卫校，直到1990年毕业分配至南平化纤厂职工医院，他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们，几乎想不起他的样子。

　　但默默无闻并不意味着郑民生生来阴郁，他人生的起点阳光明媚。分到厂医院外科后，郑民生待人热情，给工人看病“总是笑呵呵的”。很快，来看病的工人都知道，厂医院里来了一个圆脸的小伙子，长得很“清楚”，在南平的普通话里，“清楚”就是夸人帅、灵光。

　　“90年代初，正规学校毕业的中专生不多，毕业能分进厂的都是人才。”曾担任化纤厂党办主任的李明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郑民生进厂的同期，他那位于渡河边上低矮小平房的家，碰上了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幕——拆迁。郑家共有子女6名，主要靠父亲务工为生，一家人一度蜗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窝棚。郑民生排行老五。1991年，因南平旧城改造，他们举家搬迁至远离市区的山坡顶上，也就是现今的住址——三官堂社区，天台路4号1单元302室。那时候，关于拆迁补偿的争论一直没完没了。

　　三官堂社区位于南平市区西南部的山坡之上，这里的居民主要由旧城改造和库区移民组成。对于曾经生活在城市最为繁华的滨江路一带的居民来说，他们对于20年前的改造拆迁仍难以释怀。一些居民曾拿到500元的补偿款，有些一分钱都未拿到。而这其中即包括郑民生一家。

　　郑民生一家10口人分到两套建筑面积60平米的房子，人均居住面积12平方米。

　　10多年来，蜗居在60平米的房子中，郑民生一直过着“冬天睡客厅，夏天睡阳台”的日子。一位去过郑家的邻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民生的哥哥跑摩的拉客，嫂子在纺织厂打零工，家里的日常生活基本靠郑民生每月一千元的工资维持。在郑家，除了电视几乎没有任何家电，郑民生在家席地而卧，被子和衣服均扔在地上，零乱不堪。

　　工作后，郑民生搬进了化纤厂4人一间的单身宿舍，单位较为优厚的待遇弥补了住房上的缺憾。

　　1995年，南平化纤厂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普通化纤产量超万吨，生产总值过亿元，年利税达800万，市场供不应求，想买化纤厂的产品必须要找领导批条子、走后门。

　　此时的郑民生与一千多名员工一样，沉浸在国企职工的优越感之中，每个月近200元的工资，比当时南平市平均收入高出了不少。

　　化纤厂党办主任李明光还记得，当时有人称赞郑民生是家里兄弟姊妹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这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依然延续着他的好人缘。一名女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的女儿在家中玩耍把下巴摔出一个口子，虽然流了血，但并未在意。但郑民生看到后，二话没说，就做了包扎。“三四天后，他见我女儿就说，‘怎么纱布还没拆下来，再不拆就捂烂掉了’，他顺手又帮忙拆了。”想起这段经历，这位女工仍心存感激。

　　在此期间，其他关于郑民生的故事是，一名工人胳膊上长了一个小肉瘤，郑民生并未打麻药就将肉瘤切除；厂医院只有两个医生能打封闭针，除了一个海军医院退役的女军医外，就是郑民生。之后，关于他外科医术精湛的说法不胫而走。

　　但郑民生当时的同事张一凯(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厂医院没有一个医生能做大手术，最多也只是一些拆合缝丝的常规工作，“到今天也没听说过媒体报道的‘郑一刀’的叫法。”

　　身边的同事觉得，郑民生像是一个人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

　　在张一凯看来，郑民生与人的交流总是保持着克制与距离，这源自郑一个要命的坏毛病。当同事们一起聊天时，他走过来，大家冲他礼貌性地打声招呼，他却下意识地认为同事在背地里谈论他。“这种疑心病越来越严重。我们做了10多年同事，因为工作没有交叉，加上他这个毛病，所以很少和他接触。”

　　检察院方面公布郑民生犯罪动机之一，即是与单位领导、南平化纤厂职工医院院长王德彤的龃龉。王德彤认为，一开始，两人的工作关系再正常不过。直到有一年，单位职工筹资购买办公场所，郑民生起初没有参加，后来却又反悔，“他拿不到每个月的铺面租金分红，又怕没有产权医院将来不要他”。在王德彤的印象里，从这一年开始，郑民生对他产生敌意。“这几年来，他对我的语言污辱，我是一忍再忍，但没有想到怎么最后我莫名其妙地成了罪恶的源头。”

　　化纤厂的日子随着市场化的改制而愈发艰难。2001年，南平化纤厂破产，与大部分工人下岗不同，郑民生所在的职工医院分至南平市延平区卫生局，改为马站社区医院。尽管走上了自负盈亏的路子，但医院员工仍享有事业编制，这就意味着一切皆有保障。

　　尽管物非人是，但他与同事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无故猜疑，同事与他变得泾渭分明。

　　但这点“小毛病”并未影响郑民生的日常生活。他在社区的口碑犹如从前的医院，与邻居打牌，赢了钱便会请牌友喝饮料，输了钱也从不赖账，对于邻居的疾因病惑则有问必答，甚至开出药方，免费为其拿药。

　　在邻居眼中，郑民生是一个热爱事业的人。社区摩的司机曾看到，为了通过外科主治医师资格考试，郑民生一段时间总是夹着很厚的复习资料上下班；中午休息时，只要有病人，他便打摩的直奔医院。

　　然而，在和睦之下，却难掩郑民生内心的孤独和胆怯。据多名邻居和同事说，郑民生几乎没有爱好，也没有朋友，向来独来独往。“虽然都在南平市工作，但我们10多年没有联系过。”郑民生的中专同学叶彤(化名)回忆说。

　　一次牌局，郑与邻居发生争执，对方还未动手，只提高了嗓音，郑民生就吓得坐下，手不停地抖，以至于至今邻居们都想不明白郑民生杀人是哪里来的胆子。

　　事实上，在此之前，邻居们也已发觉，郑民生是一个多疑而罗嗦的人：四人打牌，他总怀疑另外3人合伙算计他；邻居看到他与女友并肩散步，随口一句何时吃喜糖，换来的却是他的喋喋不休，认为邻居看不起他；他也曾向邻居抱怨，领导故意刁难，让他在单位已无法立足，并萌生了辞职单干的想法。

　　2009年6月，郑民生从马站社区医院辞职。有媒体报道称，辞职缘起于由郑民生引起的一起医疗事故，因患者索要赔偿，郑民生不得不辞职。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郑民生辞职纯属个人行为，并未发生所谓的医疗事故。

　　在其辞职前，前同事张一凯曾与郑民生有过一次交谈，劝其不要意气用事，如今学医的大学生都难以就业，更何况身处不惑之年。“我劝他要改改多疑的性格，一个大男人就不该有这种疑心病。我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应该心里清楚。”张一凯说完后，郑民生只是淡然一笑。

　　没了经济来源，在家中的地位似乎也发生了变化。郑民生曾对邻居讲，他每天要交给哥嫂10元，作为一日三餐的费用。

　　一位邻居回忆，曾见郑民生拎着一小块儿猪肉，仅3两左右。每遇熟人，他便说，这些够吃了。

　　案发前数月，邻居们发现，郑民生已有所反常：在六点吃饭的时间，他呆坐在社区破旧的长椅上，一只脚脱了鞋，搭在另一条腿上，待大家出来活动时，他又悄悄地离开。

　　“可能当时吃饭已成为问题了。”一位邻居推测道。

　　随着下岗，郑民生在三官堂曾经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居民们说，这里的小伙讨媳妇，人家一听说家是三官堂的，二话不问，转身即走。在三官堂社区，不同批次的记者几乎都见过同样一位70岁的老人，她手举着社区居民集体签名的上访信，要求政府解决多年来附近工厂的噪音问题。但媒体更关心的是郑民生，对于记者的冷漠，老人甚至愤怒地大喊：若再这样下去，我也要杀人了。

　　邻居们相信，居住于此地的郑民生，在如此的生活环境中，必定积蓄了某种力量。居民们说，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与郑民生一样，都成为了城市的弃儿。

　　邻居林先生知道，从1990年住进楼里，郑民生谈了数名女朋友，但都吹了，“如果要找老婆，论长相，郑民生完全没问题。”

　　辞职后，郑民生的新一任女朋友和他分手了。分手理由是女方家庭的强烈反对。郑民生说，这是因为他没房又没钱。

　　而郑民生后来在交代作案动机时说，他更恨的是第二任女友叶某。他认为自己为叶某付出了很多却被抛弃，导致了他大龄难婚的局面。

　　按照官方的初步通报，除了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外，郑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案动机便是感情多次受挫，心态扭曲。

　　面对现实的极度失落，使得郑民生似乎更加一厢情愿地进驻到想象的世界里，对于外界的应激性反应亦更加强烈。

　　居民们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郑民生会讲自己和一些有夫之妇有染，“一次打麻将，人家说他手气好，又没结婚，说他肯定是童子身；他立刻很激动地反驳，他和一个厂的厂长夫人有染，怎么是童子身呢。”

　　一位不明就理邻居见到郑民生顺口一句“医生，今天休息啊”，却引得郑民生“20年来第一次暴怒”：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看不起我。“他瞪着眼，太阳穴崩出青筋。我根本不知道他辞职的事，那以后见面也不敢和他讲话了。”这位邻居回忆。

　　不仅如此，郑民生家的内战也由此开始。据其隔壁邻居介绍，事发前两晚，郑民生曾向哥哥借钱被拒绝。哥哥大骂其为“窝囊废”。或许是为了躲开这个“窝囊废”，其嫂曾托人租房，做过搬出去住的打算。

　　在郑民生处于内外交困的境遇之时，曾有传闻称，他曾两次寻求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均未如愿，但这一消息至今未得到相关部门的证实。

　　3月22日下午，郑民生找到卖蛋糕的陈老太，询问蛋糕的做法。郑民生告诉她，如今自己已是个“无业游民”了。

　　无业游民，42岁的未婚男性，心里的定时炸弹终于在第二天早上的清晨7点20分走到了爆破点。

　　郑民生原计划要杀掉30个孩子，地点是在学生家庭“非富即贵”的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他在刺死刺伤13个孩子后被制服，他喊着：“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

　　叶彤是郑民生的中专同学，他的孩子就读于该实验小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中专同学为何能下如此狠手，也许只差那么一点点，他的同班同学就把刀架在自己亲生骨肉的脖子上。

　　官方的两个理由似乎很难让公众相信，一个已不惑之年的男子会因工作矛盾和感情受挫即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当民间试图对郑民生进行全景还原时，人们发现，在某些关键的节点，郑民生的人生痕迹变得愈发模糊，没人能说清儿童与少年时代他的状况，没人真正了解他贫乏困顿的真正生活，没人读懂他困难时期辞职，给自己火上浇油的真实原因，更没有人能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而在郑民生事件之后，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处在郑民生同样境遇的人群，在这群自称为“城市边缘人”的身上，或多或少看到郑民生的影子。

　　在郑民生居住20年的三官堂社区，居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记者。在解读郑民生的同时，居民们更为迫切的是让来访的记者了解郑民生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逆来顺受的现实生活。

　　在“山围八面绿，水绕二江青”的南平，三官堂的居民把自己居住地形容为“三不管，四不问”地带，一年发生10多次偷盗和抢劫案件，至今未通公交车，居民下山进城除了坐摩的，就是走路。围南平城转一圈仅5元的出租车，若要开到三官堂也要收10块。

　　与三官堂的居民一样，郑民生曾工作的化纤厂的同事，更多地希望媒体通过对郑民生的报道，引起社会对下岗职工的关注。

　　南平化纤厂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本着彻底“解决福建人民的穿衣问题”，为了支援南平的“小三线”建设，无数有志青年奔赴南平，他们在此成家立业，初步构建了南平移民城市的雏形。

　　经历了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艰难，90年代中期的风光和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阵痛，2001年4月6日，南平化纤厂突然决定停机检修，5个月后即宣布破产。

　　绝大部分工人下岗，并按工龄买断，而合算下来，每个人每年仅仅605元。与此同时，工厂厂房和厂区“卖的卖，送的送”，均与“共兴共荣”的千余名员工无关。

　　此时，郑民生也经历了种种变革，最终他所在的医院与工厂剥离，隶属南平市延平区卫生局，暂时保住了饭碗。

　　但令工人不解的是，郑民生避过企业改制的节点，待遇有保障，工作很清闲，与千余名下岗的员工相比，无疑是幸运的，却为何用这种方式走上人生的拐点。

　　一位接近郑民生的职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在他辞职后，他才会体会到之前的幸运。“没有了经济来源，你会发现你无助，没有组织，没人帮助、关心。我们都经历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可能对于他来说，如此大的落差，还不能完全适应。”

　　在化纤厂职工生活区，几位老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一封写给南平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上访信，要求原化纤厂文化基础设施归还社区职工，后面附着所有社区职工的签名和手印。

　　在这群下岗职工看来，他们的境遇还不如郑民生，“上无一片瓦，下无三分田”的尴尬让他们行走在城市的边缘，若社会对边缘人群多一些关心，对失败者多一份宽容，也许郑民生的悲剧不会出现。

　　当然，没有也许。

　　3月23日，郑民生选择了比他更为弱小的群体——孩子，将他怀揣的水果刀，残忍地刺向这些鲜花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