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与启示

　　从世界范围考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轨迹，研判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变化趋势，可以引发的思考与启示至少有：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已刻不容缓。

　　无论是先行国家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轨迹，还是近年新的变动趋势，都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竞争中成为“赢家”的一条必由之路，别无选择。这种转变是很艰巨的，我们推动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未根本突破。客观上，“九五”时期提出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干扰；“十五”时期提出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急剧扩大的影响；“十一五”时期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目前，世界经济正进入缓慢复苏阶段，国内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浙江经济正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突破期(2008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提出的目标是：到2012年要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统筹发展四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使全省这方面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必须正视原有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必须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后10年，在“加快”两字上下功夫，只争朝夕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顺应时代潮流，而且要把握阶段特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不能“画地为牢”，而应该把握时代的潮流趋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但必须注意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方式的转变或调整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发展方式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三个转变”，是“冲关”、“过坎”，就是使服务业成为主要带动力、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主要贡献率。

　　而那些服务业、消费的比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方式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因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但这种发展阶段上的调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再平衡”可以使储蓄率、投资率上升几个点，但不会改变消费主导的大局；“再工业化”会使制造业比重由16%→19%，但也不会使“三二一”的产业结构退回到“二三一”；它们只是改善协调性的调整。

　　同样，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基本的理念都是相同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低碳经济强调的是全球气候，循环经济强调的是资源效率，绿色经济强调的是关爱生命。我们和美国的发展阶段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美国的历史人均碳排放量是1100吨，中国的历史人均碳排放量是66吨。2009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19.6吨，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而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为4.6吨，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4。况且，我们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资源问题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低碳经济作为增长的一种新引擎，当然要积极发展；但不能简单地以“低碳经济、低碳社会”来取代“十一五”提出的“循环经济”和“两型社会”。应充分考虑阶段性特点，采取“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并举、“两型社会”与“低碳社会”并重的方针；将它们统一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之中。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而且要公平协调利益关系。

　　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但在结构问题的背后，有大量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因此，经济转型期往往成为矛盾多发期。国际经验表明，协调不好这些“背后”的利益关系，结构的优化升级也难以顺利实现。一些国家在创造“拉美奇迹”之后，因经济社会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激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问题而跌入“拉美陷阱”，即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公平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例如，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蛋糕”分好。要强化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逐步解决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要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障，等等。

　　需要指出，无论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还是公平协调利益关系，都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前苏联早在1975年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经济”转变，但直到解体，也没有完成这个转变。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最后，前苏联不仅没有实现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变，而且走向了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严重不公，没有协调好社会利益关系，缺乏一套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

　　再以我国的扩大内需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3%，同年美国居民消费率在70%以上，印度也有54.7%。就是说，无论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都是比较低的。但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积累与消费、城市与乡村等分配关系的调整，就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医疗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垄断行业的改革等。

　　当然，创新体制机制，不仅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越来越有赖于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全面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不断为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课题组组长：胡坚副 组长：林吕建 迟全华 执笔：葛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