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赵楼村村民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5月8日，赵作海前妻赵小齐(音)表示，井里尸体被发现后，她曾经被警方关在乡里一个酒厂一个月，受到很多折磨，但一直否认丈夫作案(5月9日《新京报》)。

　　从“聂树斌案”到“佘祥林案”，每一起冤案无不令人后背发凉，而每一起冤案也都在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让人在震惊之后不由地发问：何以致此？

　　这是因为这些案件都是命案，按照我们的传统，“人命大于天”，相对于其它案件来说，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出了人命”的案子，不可能处理到如此草率、如此草菅人命的地步。但是，当冰冷的现实摆在面前时，就与这种传统的心理预期产生巨大的落差：连“人命案”都能出现这样的“差错”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这些冤案的受害人所付出的代价。10余年的牢狱之灾，甚至有的还搭上了一条命！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命，本来可以上养父母下有妻儿，可现在……

　　这样的事实，已经足够把那本就脆弱的心理底线冲得七零八落。但还不算完，这些冤案浮出水面的经过告诉我们，它们之所以得以重见天日，是因为当年的“死者”活生生地回来了或者是真正的杀手抓住了！如果前面的冲击还不足以彻底将这心理底线抹平的话，那这最后一条就让人无语了：如果冤案的大白于天下，只能寄希望于如此的“小概率事件”，那真正是让人揪紧了一颗心：这样的“昭雪”俨然已成电影、戏剧，“死者生还”这样的手段，实在是太让人无法寄托希望了！

　　而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这样的冤案竟然一再发生。我们承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出现种种的极端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属难以避免。但是，当这样的“极端”一再发生，也就丧失了“极端”的本义，如果这么一想，那就更让人心惊了：如果“极端”成为“寻常”，那我们的“底线”还能往何处安放？

　　一个社会出现极端事件如果在所难免的话，那它的追究机制和纠错机制则决定了这样的“极端”会不会一再发生，这种体制的良性改善与及时查补才是最为关键的。如果一起极端事件出现后，追究机制与纠错机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那我们等来的只能是下一个令人瞠目、再次冲击社会心理承受底线的“极端事件”。

　　不论是“体面”还是“幸福与尊严”，都需要一个社会中健康的体制与环境来予以维护。而这些“极端冤案”中那些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不幸、打击与侮辱，正是我们在追求公平正义，寻找幸福尊严道路上的耻辱。这些耻辱提醒我们，这条道路的前景虽然看上去那么美妙，那么激动人心，但在追寻的道路上，我们却仍需付出脚踏实地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李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