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们看到——今年我们的GDP预计可以达到33.5万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汽车销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NO.1，出口超越德国成为全球NO.1，外汇储备也是全球NO.1。

　　回过头去看，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的成功主要还是集中在非主流行业。比如鞋子、袜子、打火机、纽扣、领带等。在这一块，中国企业在全球产量占一半以上。而这种用价格参与全球竞争，在专家眼里是一个死胡同。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成就一批能够进入或者开创主流行业的伟大商业机构，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梦想才会实现。”

　　近日，长江商学院教授及创办院长项兵在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经济“造富”能力一流

　　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很多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梦想成为跨国公司。按照您的观察，中国企业何时能够进入主流行业，创造伟大的商业机构？

　　项兵：通常，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应该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伟大商业机构，而这些机构又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及较为富有的阶层。正如可口可乐、微软之于美国，丰田、索尼之于日本，现代、三星之于韩国一样，未来的中国，需要也即将诞生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发展、公司全球竞争力强大、社会财富快速累积与合理分配等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重要力量之一。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有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在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能够“披荆斩棘”、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伟大商业机构，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由大变强。

　　未来五年到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服务业进一步放松管制，我们会产生新的造富的高潮。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造富”功能。可以说，即使是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的“造富”能力也堪称一流，这无可置疑是件好事。然而，在打造伟大商业机构方面，我们却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以价格参与全球竞争已不合时宜

　　记者：最近富士康出现的员工自杀事件，在中国引起铺天盖地的反思。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项兵：过去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反思发展模式，局限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主要是集中在非主流产品和市场，价值获取有限。全球零售价格100美元，我们获得的价值不到5%。在主流行业进展有限，对出口的依赖性也是比较大的。

　　我认为如果这个模式再延续的话，它的可持续性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讲的中国发展模式需要改变的第一个原因，以价格为基础参与全球竞争，过去有它的历史必然，不是说我们做错了，在未来还有很多中国企业会用价格作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我不希望看到这么多中国企业都是一样的打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打法还是成本和价格。我们的成功相当一部分是依赖低成本竞争，但中国制造的N多成本都未被考虑在内，最重要的成本之一是环保。如果永远建立在以成本为基础的竞争的话，从全球分工的目前来讲，我们基本上是属于相对比较低端，污染比较严重，附加值比较低的，它的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的。

　　创新超越科技应是全方位的

　　记者：既然说价格竞争已经无法维继，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企业要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出路何在？

　　项兵：说的容易，做起来太难。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视野和思维的创新。过去我们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这是最大的偏废，科技兴国对我们影响太大了，科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创新是实现价值竞争的关键，因为价格竞争打到底有可能丧失所有价值创新的机会，创新远远超越科技，创新是全方位的，在新视野，新思维下，创新可以涵盖金融、商业模式、产品、流程。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市场分配方式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允许行业存在颠覆的力量，如果还是某些企业独步天下，战略创新的空间会受到限制。创新另外的一点是需要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另外，我们应该超越民族品牌，更多的华商应该超越“家”的影响。

　　【人物名片】

　　项兵：现任长江商学院教授及创办院长。他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曾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一批(七名)核心教授之一。项兵于1999年7月1日加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创办了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以及高级经理短期培训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2001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