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发了火一般，北京气象局接连拉响数个高温黄色预警。由于城市“热岛效应”，众多都市的地表气温明显超过40℃。与温度节节攀升相比，“高温关怀”却时时遇冷。《三秦都市报》报道，陕西省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为：高温作业工人每人每天2元；其他工人每人每天1.2元。

　　吃根冰棍，1块2也不够。不过，如果放在60年代，1块2能买一大把“绿豆沙”。说来这一防暑标准的确也“有法可依”。这个法就是1960年7月1日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针对的也只是冶金等特殊高温作业的行业，很多行业和职业当时还没“出生”，更谈不上防暑降温标准。

　　不少代表委员两会质问，为啥这个办法“暂行”了50年，至今无法转正呢？央视报道称，“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有意进行高温立法，但高温保护问题涉及卫生、劳动、安监和全总四个部门，要让四个部门短时间统一意见却不那么容易”。既然，高温立法不可“急行军”，那么“高温关怀”就必须先行。

　　在计划经济年代，“战高温、夺高产，流大汗、做奉献”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部分农民工战高温为企业赚取了超额利润，法律法规此时就不能强求他们“大公无私”，而应该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人文关怀”，不仅要建立高温预警机制，更应该通过完善立法，确保农民工的休息权、健康权。

　　上海、深圳、重庆、武汉等地都出台了地方性通知和办法，提醒企业发放每月不低于150元的高温保健费，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时应停止工作等等。但是现代管理理念下的“高温关怀”应该远超于此。例如社会学家肯林堡说，热浪是一种特别的灾难，因为主要针对穷人，必须将热浪作为社会灾难问题看待。因此芝加哥构建了一整套城市热灾管理体系。只要温度攀到32.2度，义工将不时造访老人与体弱多病者。达到40.6度，全市启动紧急计划，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24小时制冷状态，免费开放供市民乘凉。

　　立法尚需时日，“高温关怀”却不可坐等，不可学“知了学飞”，一遇问题就喊“知了、知了”，每到高温就叹“迟了、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