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诺纺织的员工宿舍 张鹏 摄

下沙的邻里社区住了近万名外来务工人员 　　通讯员 糜利萍 摄

　　7月6日，浙江琳诺纺织有限公司的车间里，20岁的杨毛低着头，仔细地将一件羽绒内衣送进缝纫机卡口，随着一阵密集的机针颤动，这件羽绒内衣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杨毛翻开手边的笔记本，填满了一个正字。按照目前的进度，他这个月的工资将超过6月份的2600元，比他去年同期拿到的工资上涨30%。

　　跟杨毛一样，今年以来，在一轮密集的加薪潮中，浙江多数制造业工人都拿到了比往年更高的工资。

　　浙江省经信委的信息显示，今年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达到了2115.8元，同比增长16.7%。

　　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沿海地区几度经历用工荒之后，中国经济距离“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越来越近，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

　　密集的加薪潮下，纺织、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到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多年来以低成本优势占据全球出口市场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何转变原有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模式，不仅是一家企业，甚至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制造业大省浙江，这种转变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

　　工资涨了

　　“一个月能赚到两千五六，我已经很满足了。”杨毛笑呵呵地说。

　　去年12月，这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90后男孩，从萧山另一家大型纺织企业跳槽到了琳诺纺织。在那家工厂上班时，杨毛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来到琳诺纺织，每月的工资达到2500元以上。

　　在车间里，杨毛是一名普通的流水线车工，负责羽绒内衣的其中一道工序。按照厂里计件制的工资考核标准，工人们做得越多，赚得就越多。

　　即便有这样的“激励”，杨毛也不想赚太多的钱。“赚得多，做得也多，那样太累。”他说。

　　与杨毛的想法不同，今年28岁的李晓懿则希望多赚点钱。上个月，她的工资是2800元，同车间的老公则做到了3000元，都比去年2000元左右的水平提高了不少。

　　“我儿子已经6岁了，必须要多存点钱。”李晓懿说，除了儿子，她和老公还要照顾在江西农村老家的父母，再加上夫妻俩的日常支出，每个月的家庭收入虽然可以达到五六千元，但还是感觉存不了多少钱，“一年下来存个两三万最多了。”

　　他们计划在老家盖一幢新房，而这需要支出近20万元。因此，存钱是李晓懿夫妻目前最大的目标，他们必须多干点活，甚至多加点班。

　　对于今年工人工资的上涨，琳诺纺织的总经理高柏林感受很深。

　　高柏林算了一笔账，计件工资的价格，相比去年提高了10%，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工厂还设立了一笔奖金，分季度和年度发放，而这笔奖金的支出，使得工厂整体的工资水平提高了20%。两笔工资涨幅加起来，今年以来，琳诺纺织的工资水平总体上涨幅度达到了30%。

　　目前，琳诺纺织的车工月工资在2500元-3500元/月，普工在1700元-1800元/月，平均水平已经超过了2000元/月。

　　琳诺纺织的工资水平和涨幅，是浙江制造业今年以来工资上涨的一个缩影。

　　据浙江广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统计，今年以来，该公司组织的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月工资为1700元/月，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左右。该公司是一家在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劳务派遣业务的专业公司。

　　对于这一变化，省经信委的观点是，企业普遍采取提高工资待遇措施缓解招工难问题，因此明显增加了用工成本。

　　留住工人

　　去年12月的那次跳槽，对于杨毛来说，吸引他的除了更高的工资，还有新工厂不错的生活条件——两三个人一间宿舍，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甚至还有网线，并且免费上网。

　　琳诺纺织的职工宿舍，是一幢五层的楼房，位于厂区内部，与生产车间和办公区域相隔不到50米，供工人免费住宿。

　　杨毛的宿舍位于三楼，这间面积约为15平方米的房间，只住着他和另外一位老乡，两人将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挂的空调不停吹出阵阵冷气。

　　阳台和卫生间位于房间的另一端，边上还有一个独立的淋浴房，为了方便冬天洗澡，厂方还为他们装了浴霸。

　　房间里最惹眼的莫过于一台惠普电脑。这是杨毛去年下半年花了3900元买的。

　　今年初，厂方为每间宿舍都接了宽带，每天下班回到宿舍，杨毛几乎都泡在网上，看看新闻、看看电影，逛逛论坛。

　　提到装宽带，还是杨毛和他的几个同事的“功劳”。

　　去年12月，杨毛和几个90后老乡一起跳槽来到琳诺纺织，觉得工资待遇和食宿条件都不错，但就是不能上网。于是，他们试探性地向老总提出了装网线的要求，没想到老总真的同意了。

　　“这些9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要求上网。”公司老总高柏林说，为了留住工人，公司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高柏林就明显感觉到了招工难，为了留住工人，除了加薪，企业必须提高食宿条件，“尤其是90后年轻人，好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宠大的，出来工作不愿意受苦，条件差一点根本留不住。”

　　除了住宿方面的改进，琳诺纺织每天还为工人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工人们吃饭时也不用排队打饭，食堂工作人员会按四人一桌将一荤两素一汤的饭菜摆好，工人们拿起筷子就可以直接吃饭。“这样可以让他们中午多休息一会儿。”高柏林说。

　　像琳诺纺织一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感觉到，以往的生活环境已经很难吸引到新生代工人，包吃包住有福利，似乎已经成了这一代打工者的共同标准。

　　在下沙，著名的邻里社区是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大的工人居住区。这个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目前居住着近万名外来务工人员，由政府投资，企业集体承租。每个房间15-20平方米，4-6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热水、空调、网络一应俱全，居住者每月只需支出40多元的水电费。社区里配备了食堂、阅览室、健身房、篮球场、网吧、银行，以及各类便利小店。

　　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将这里误认为是一个新建楼盘。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正是租用了这样的居住社区，才使得工人的稳定性得到了基本保证。

　　月资2500元以上

　　企业痛苦转型

　　以杨毛为代表的90后打工者，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生活环境，都足以让他的上一代人羡慕。

　　但对于企业老总高柏林来说，工人工资的不断走高，则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个痛苦过程。

　　杨毛所在的琳诺纺织，多年来一直是国际连锁巨头沃尔玛在国内代工工厂之一，主要产品是抱枕、窗帘、羽绒被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订单急剧下滑和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的同时，企业用工成本也开始逐步上升，企业利润几乎被削减为零，只能靠出口退税过日子。

　　此时的高柏林，跟很多萧山周边的其他中小型纺织企业的老板一样，面临着继续坚守原有出口代工模式，还是开拓国内市场的选择。

　　高柏林是为数不多选择后者的老板之一。

　　2008年，琳诺纺织成立了新的家纺公司，引进了香港艾美达品牌主攻国内家纺市场。但此时，国内不少之前从事出口的家纺企业都选择了拓展内销，再加上国内为数众多的知名家纺品牌，这种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2009年，高柏林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设计开发，独立推出了一种轻薄型的时尚羽绒内衣产品，进入了一个尚未有太多人介入的细分市场，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去年，琳诺纺织旗下羽妃品牌的羽绒内衣，已经在华东、华北市场拥有了很好的市场基础，今年刚刚开过的全国订货会，也吸引了全国主要省份的80多名经销商前来。

　　回想这几年的转型，高柏林说自己比较幸运。

　　“我的几个坚持做外贸订单的朋友，去年都亏了两三百万元。”高柏林说，去年琳诺纺织还接了一些外单，今年基本没有了，“自己的货都赶不完。”

　　相比以前为沃尔玛代工，虽然对方是国际连锁巨头，但正因为这一点，代工企业的利润被这样的大鳄吞噬得所剩无几，如果遇到像金融危机、成本上升这样的事情，企业肯定难以坚持下去。

　　但对高柏林来说，他及时调整了方向，又凭借产品开发找对了市场。目前看来，这家企业虽然用工成本相比去年增加了30%，又为员工的生活环境和福利方面投了不少钱，甚至在今年羽绒原材料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率却比以前为沃尔玛代工时提高了近一半。

　　浙江制造业临考

　　琳诺纺织只是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一家，在浙江这个制造业大省，长久以来凭借着浙江商人的开拓精神，以及成本优势，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今，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浙江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关口。

　　今年这一轮加薪潮背后，是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真实体现。种种迹象显示，支撑中国过去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廉价劳动力已至关键的供求拐点。

　　谈及劳动力，经济学有两个专业名词，一个是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那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枯竭，无法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意味着工资的加速上升。

　　显然，伴随着本轮加薪潮，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已经宣告结束，刘易斯拐点正在逼近，未来几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更大的加薪浪潮，廉价劳动力显然已经很难继续成为“中国制造”的优势所在。

　　琳诺纺织从一家单纯的出口代工企业，转型成为一家拥有自主品牌、销售渠道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纺织企业，或许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作为一家仅拥有100多名工人的中小型纺织企业，这种转型或许可以为更多资金实力有限的浙江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对于浙江众多中小型企业来说，加薪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但如果将这次加薪潮放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中理解，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视野。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工资的快速上涨将有助于提高收入，特别是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居民消费支出将出现较快增长。

　　这正与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经济的引擎能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的调整方向十分契合——工资上涨，劳动者有更多的钱用来消费，从而刺激国内需求，企业利润就会改善，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随着西方经济体在次贷风波后一蹶不振，中国几乎被迫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世界市场”，以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要成为“世界市场”就须拥有庞大消费人群。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成功走完“让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的第二步，才能在痛苦转身中奠定成为第二个“世界市场”的地位。

　　尽管这一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但对于浙江企业来讲，必须要参与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过程中来。

　　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整体生活水准，并倒逼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不仅仅是一份经济考卷，更是一块企业生存能力的试金石。

　　(都市快报 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