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3日，一个女孩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代，父亲早早离弃母女俩，这个女孩完全由母亲和奶奶抚养成人。

　　这段经历对她未来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独立、有主见、率直。十几岁时，她就给自己树立了目标——未来英国的女首相。此后的岁月，她一步一个脚印，执着坚定。

　　数十年后，这个女孩终于站在了国际舞台，万人瞩目。不过，她并没有成为首相，而是成了首相夫人。

　　她叫切丽·布莱尔，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夫人。

　　2010年7月27日上午，切丽来到杭州，参观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据随行的翻译说，此次切丽是来考察阿里巴巴的，如果一切顺利，她的一个针对女性的慈善事业网站会与阿里巴巴进行合作。

　　当天下午，本报记者在阿里巴巴的枫林晚书店，对切丽进行了采访。

　　唐宁街岁月

　　当布莱尔一家还住在英国首相府时，切丽有时就像一只翅膀张开的母鸡，随时随地保护着丈夫和家庭，曾大骂记者没有职业素养，甚至人前人后从不掩饰对另一位前首相、将布莱尔逼下台的布朗的厌恶之情。

　　离开首相府、远离媒体盯梢后，切丽似乎不再那么“剑拔弩张”，越发显得从容、柔和起来，也更能中肯地看待过往的一些“纠葛”。

　　我和英国媒体之间没有战争

　　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切丽跟英国媒体关系不怎么好。在2009年出版的自传《道出真我》中，切丽是这样描述的：“……早已守候多时的摄影师们更有机会靠近，大呼我的名字，一阵阵狂拍之后，是一串串讽刺：‘留恋唐宁街吧？……我们会想你的’……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脱口而出：‘再见，我才不会想你们！’”

　　我们对切丽的采访，就从她和英国媒体的关系开始吧。

　　都市快报：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您生活了10年，就与媒体打交道这个角度而言，您觉得自己是否扮演好了首相夫人这个角色？为何您与英国媒体之间会爆发“战争”？

　　切丽：(笑)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和英国媒体之间不存在战争。

　　就拿《每日邮报》来说吧，这是一份跟我丈夫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托尼(注：布莱尔的名字)担任首相后，《每日邮报》总是刁难他。我丈夫曾经告诉我，抱怨英国媒体，就跟抱怨英国天气一样(没有意义)。媒体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你既然是公众人物，就必须学会和媒体“共存”。

　　我可以举个例子，1997年的某一天，托尼刚刚当选英国首相，我们还没有搬进唐宁街10号，而是住在米斯林顿(注：音译)。一大早就有人来敲门。警卫说，有人来送花，非让我亲自接收。头天晚上，我睡得很晚，所以只好披着睡衣、穿着拖鞋去开门。开门后才发现，门口有很多照相机正对着我。那一刻，我意识到，丈夫看到照片后，一定会很不高兴。

　　我不想谴责布朗

　　自2003年布莱尔带领英国坚定支持美国前总统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后，他的支持率不断下降。2004年9月，工党的地方选举成绩滑坡，布莱尔首次遭遇逼宫。2007年5月10日，在工党内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布莱尔不得不宣布一个月后，让出首相宝座。

　　在反对布莱尔的人中，有当时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英国《卫报》曾报道说，切丽深信布朗企图“篡权”，多次“吹枕头风”催促布莱尔解除布朗职务。

　　都市快报：您在回忆录中提到，布朗很早就对首相的位置虎视眈眈，时机未到就已开始对布莱尔施压，请问您如何评价布朗？

　　切丽：我得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有雄心的(英国)政治家都想成为首相。所以，我并不想谴责布朗当年逼布莱尔辞职这件事。我丈夫同样也希望成为首相。作为托尼的妻子，我当然希望他自己能够决定何时离开(唐宁街10号)，而不是迫不得已。

　　作为英国首相，布朗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世界处于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布朗在G20峰会上坚持强调不削减政府预算政策，防止通货紧缩。他也做到了。这并不奇怪，10年来，布朗一直担任财政部长，对经济的理解非常深刻。此外，布朗也延续着我丈夫执政时期的一些政策，比如帮助非洲贫困国家。

　　我认为，托尼和布朗的组合很强大，他俩的联手使得工党能够连续多年成为执政党。这在工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布莱尔曾有两个情敌

　　“1979年年末的某一天，我很早起来擦地板，托尼自然又不知道哪儿去了。我最后一个任务，无疑又是洗厕所。所以我跪在那里，埋头洗着厕所，托尼忽然来到我身后。

　　‘你看，切丽，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读者啊，我竟然就那么跪着答应了他的求婚。”——《道出真我》

　　布莱尔和切丽的婚姻一直走得稳稳当当，不过婚前，布莱尔曾有过两个情敌。

　　都市快报：当年布莱尔追求您的时候，面对着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身上的哪些品质让你最后选择了他？这些品质是否也是一位优秀首相该具备的？

　　切丽：你说对了，当年托尼追我的时候，我确实还有两个男朋友：利物浦有一个(大卫·艾特伍德)。利物浦和上海是姐妹城市，和上海一样，它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街道。伦敦也有一个(约翰·海姆)，和托尼一样，他当时也是一个实习生。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让我最终选择了托尼：我们对生活有着共同的态度、相同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

　　三个男人中，只有托尼会和我聊起上帝。此外，托尼也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这让我难以抗拒。事实上，大部分的英国选民都难以抗拒。

　　对了，我还要补充一点，托尼真的很帅，我到现在也这样认为。

　　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知道，养孩子确实很费钱

　　1984年1月，切丽和布莱尔的第一个孩子尤安(Euan)出生了。以后几年，尼基(Nicky)和卡瑟琳(Kathryn)也相继呱呱坠地。切丽最小的孩子叫里奥(Leo)，今年10岁。据说，1999年布莱尔夫妇休假时的一次“意外”，结果让里奥成了150年来的第一个在唐宁街出生的孩子。

　　都市快报：您成功培养四个孩子一定花了不少精力财力。精力可能没法量化，您有没有计算过，抚养一个孩子成人，大概要花多少钱？就您的教育理念，您最舍得在哪些方面为孩子花钱？

　　切丽：我没计算过养孩子成本。每个孩子(对家长来说)都是一种快乐与恩赐，就像一首老的美国歌说的那样：我的爱不收费。(笑)，如果你想听，我现在就可以唱出来。(笑)

　　但我知道，养孩子确实很费钱。

　　当年，我母亲被父亲抛弃。她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这里，我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律师，但即使这样，如果没有其他优秀的女性的帮助，我恐怕无法做到我现在能做的。比如我家的阿姨，她已经照顾我孩子11年，到今年8月，是第12个年头。还有我的婆婆，也经常帮我照顾孩子。

　　谈到我培养孩子的理念，首先要明白的是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爱和关注。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注，这对所有人都是巨大的挑战。孩子们会慢慢成长，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自己的朋友。

　　我认为，父母最该关注的是给孩子的教育。我说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很大，要让孩子敞开胸怀，去提问、去发现、去体验不同的文化。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很幸运，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我的弟媳是华人。如今，年长的孩子可以很轻松的适应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和生活。这些21世纪的年轻人正经历着我当年无法想像的全球化历程。

　　今天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习其他文化，迁移也变得更方便。30年前，这仅仅是人们的梦想而已。

　　都市快报：您最看重孩子们身上的什么品质？

　　切丽：我首先想说的是，要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他们享受着很多前所未有的待遇，但同时，他们也应该有所担当。这种担当不仅仅要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和学业上的进步，还应该体现在帮助他人。在这点上，我深有感受。

　　里奥今年10岁，他所在的学校有一个帮助非洲盲童的项目，我们鼓励他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动物和环境保护也有极大的兴趣。尽管他才10岁，却已经学会用PPT(幻灯片)宣传当今自然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必须为分享这个星球做点事。

　　希望他能早点学会关注他人，甚至学会发起运动让更多的人聆听自己的声音。

　　四重身份的女性

　　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享受不同身份

　　“我一生执教，真正智慧超群的孩子只遇到一两个，切丽便是其中之一。”说起切丽，教过她的老师一脸自豪。

　　切丽是位坚毅的女性。读书时，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她通过努力，荣膺御用大律师的最高荣誉。这样的经历，足以写进“成功职业女性”典范，但这个“女强人”嫁给托尼·布莱尔以后，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因为当好首相夫人，养育四个孩子，没法不“挪用”一个职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切丽说过，也许是由于曾经家庭生活的缺失，她格外珍惜自己组建的家庭。另一方面，她又尽可能坚持从事自己深爱的律师工作，是英国第一个保有自己职业的首相夫人。2008年，切丽还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道出真我》(中文版于2009年上市)。

　　甘愿为家庭牺牲，却又不失独立气质，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都市快报：您在生活中扮演着三重角色，英国前首相夫人，四个孩子的母亲，享有威望的大律师，请问您个人更偏爱哪一个身份？

　　切丽：(笑)我认为，作为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享受各种不同身份，就像你说的，我是太太、母亲，是个律师，也是个写过书的人。

　　此外，我还创办了一个女性基金会，经常做些慈善工作。所以，我经常觉得，这个时代的女人远比男人更善于扮演多重角色。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每当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陪伴身边最近最亲的始终是家人。我很高兴这趟中国行，有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作伴，还有我的嫂嫂凯蒂，她曾多次陪我来中国。

　　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女人懂得，我认为男人也有同感。但就具体到持家来看，重担总是更多地落在女人一方。

　　你永远不可能什么都要

　　都市快报：作为一位成功的现代职业女性，您是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您能否给快报女性读者们一些建议？

　　切丽：我的感悟是，你永远不可能什么都要。而且这一点，无论男女都得意识到。人生总是在经历一道又一道选择题，你得做出自己的选择。

　　很早以前，女性并没有机会选择，甚至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如在我的家庭里，我是第一个走进大学校园的人。由于经济拮据，我的母亲和奶奶都在14岁时辍学。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你能够获得的机遇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并不是说光有教育背景就够了，成功还需要机遇。我自认还是幸运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后又得到了不错的机会。

　　对于大多数打算将来结婚生子的人来说，最艰难的抉择就是如何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家庭固然重要，事业也不甘平庸，怎么办？这就得选择，尤其是面临一个最重要决定——“什么时候生孩子”。但对这个问题而言，永远没有“最佳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挑一个“不算最糟的时间”生孩子。

　　我们得给公司和政府献计献策，让他们帮助女性不用再为“职场还是家庭”的二选一挣扎，就像职业男性一样，可以两者兼有。但要实现这点，需要有制度保障，同意女性在生产时退居二线位置，或是暂时离职，关键还得保证她们回得来，且回到原来的职位。这对当代职业女性来说，尤其重要，特别是30多岁的女性，打算生孩子的时候，往往也是职场面临重要选择的节骨眼。这么一来，职业女性们就不用太担心，为家庭牺牲掉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升职机会。我的想法是，女性的职业生涯从20岁开始，可能延续到60岁甚至70岁，凭什么年轻时的一次决定就彻底制约了以后的发展？

　　感激生活它给我无限精彩

　　英国不少媒体曾这么报道：许多既了解切丽、又了解托尼·布莱尔的人说，切丽远比她的首相丈夫更优秀。泼辣、敢言的切丽也毫不避讳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她实习成为指导律师德里的得意门生时，托尼只是个勉强要到实习机会的大学毕业生。

　　各国媒体做过林林总总假设，如果托尼没有成为过英国首相，如果切丽选择嫁给别人，如果切丽把事业看得高过生活……结论是，今天的切丽可能早已坐上英国法律界的最高位置。

　　但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切丽做了自己的选择，且未在公共场合有过怨言。

　　都市快报：您在唐宁街10号生活的十年，对一个女性律师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黄金时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您是否觉得自己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拖累？

　　切丽：我觉得该感激生活，它给我无限精彩。

　　如果我30岁的时候，你问我，我想我会说：“我想当法官”，这在法律界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可能在我40多岁的时候就能实现这个目标。但现实中，在我41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进了唐宁街10号，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代价就是我没能当成法官，也永远不可能再成为职业大法官，不过我现在偶尔可以在法庭任兼职法官，这得感谢在唐宁街的生活。

　　生活中，你失去了一些机会，同时却拥有了另一些。我很庆幸自己在那10年中，学会站在全球高度审视问题，有机会去世界各地访问，会见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等不同国家的领导人……这些却是一个在伦敦工作的普通大法官无法接触到的世界。

　　当然，我并不是家中惟一一个不得不做些妥协的人，托尼的哥哥也曾“牺牲”个人事业。他是个成功的律师，但直到托尼卸下首相职务后，才得以坐上高院大法官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