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刚毕业的我跑到上海这个民主运动的中心，寻找去苏北解放区参加武装斗争的门路。去苏北是我和同学方福仁两人的共同心愿，约定一俟我在上海找到了门路，即联袂北上。1947年的整整一个春天，我在上海处处碰壁(曾数次有遭国民党鹰犬猎获的危险)，一筹莫展。最后，通过《文汇报》记者王坪同志，投书章伯钧，才找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于是我和方福仁同时参加了这个党。入党后又多次要求介绍我们去苏北解放区或浙东游击区，都因多种原因未能去成。在1947年5月以后的半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与章伯钧、李健生、张云川、曾伟等“农丁”领导同志有所接触(当时李士豪同志虽在上海，但未曾见面)，同时与虞健、申葆文、许士林、周萌、陈孟炎等“农工”上海市地下市委的同志一起，从事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兼做复旦、交大进步学生间的秘密联络工作。

　　1947年11月，我们终于盼到了离开沪、杭奔赴东阳、磐安农村发动地下反蒋斗争的机会。

　　当时，东阳、磐安是革命斗争的“空白区”，介于路西、路东、路南和台州四块游击区的中间，填补这个“空白区”，就能使四块游击区连成一片，地势甚是重要。东阳、磐安又是方福仁和我的家乡，有较好、较多的社会关系，因而决定我们回东磐开展活动。同行的除我和方福仁外，还有吴茵华，三人中我被指定为“农工”东磐地区特派员。离开上海前夕，农工党中央委员曾伟同志和农工党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虞健同志指示我们：东磐地区的活动归中共金肖支队领导。

　　194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人回到了等待我们去开垦和播种的东磐家乡。

　　回到东磐的第一站是东阳县城，当天即去东阳中学找陈心发同志，陈是1946年杭州反蒋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二天，经他介绍结识了英大法学院在学进步学生吴畏。过了寒假，经研究，吴畏回金华英大发展了施姬周、郑鸣雄、杜林荣、楼树平等一批进步同学，建立起英大“农工”支部。

　　接着我们来到了方福仁的老家——东阳防军刚近的小村前山头。方启东、方进人、方海法三位青年(后两位为小学教师)，很快成为我们的同志。方福仁在东阳南马的妹夫金理言(小学教师)和我在东阳千祥的妹夫羊凤岗及他的同事吕克昌(两人皆为千祥镇同得堂中药店店员)，他们三人于1948年初也参加了农工党。于是，在东阳的南马、防军、千祥一片，都播下了革命种籽。

　　接着回到我的家乡——磐安县大盘乡后塘村。磐安伪县府在离我家四华里的学田村，磐安中学就在离我家五华里的礼借村。到我的家乡之初，我们分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秘密发展组织，发动群众；一方面要拿下磐安中学以便进行公开的活动。头一方面的工作开展顺利，当地小学教师郑皎、知识青年陈廉、陈鄂州、陈立文，在春节前后吸收加入了农工党。磐安中学的有进步倾向的教师金昔复、卢念球，在1948年春季开学后不久也入了农工党。

　　1947年1948年之交，革命洪流席卷祖国大地，当时东磐的形势是：哪里有播火者，哪里就立刻能燃起熊熊烈火。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和农村知识青年纷纷闻风而起，我们回东磐不到三个月，金华的英大、东阳的防军和磐安的大盘三处，就成为我们发展地下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的据点。

　　自1947年11月到1948年11月的一年时间，我们的活动主要放在金华的英大、东阳的防军一带和磐安的大盘三处。三处的活动没有横的联系，由我和方福仁在沟通。为了节省篇幅，三处的活动只作提纲式的纪述如下：

　　1、英大支部，吴畏为支书，施姬周为组委，郑鸣雄为宣委。主要活动：刊出墙报，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同学，促进学运发展；参加“倒汤”、迁校等进步活动。在吴畏、施姬周等同志的努力下，先后吸收三十多位进步同学参加农工党，是最早打入英大学生中活动的党派之一(见《金华党史通讯》第五期，P.23)。该支部杜林荣同志，在1948年底1949年初，对杜锦堂同志积极施加影响，是促进杜率部向东磐投诚起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施姬周同志还动员原在苏州法院工作的同学楼良秀同志，返回东阳家乡竞选伪乡长，打进伪政权，为掩护我们的革命活动，做了许多工作。(以上所说情况，详见施姬周、郑鸣雄、吴畏等同志的回忆录)

　　2、东阳的南马、防军、千祥、三联、马宅一带，有前山头方福仁家、孙村陈心发家、千祥吕克昌的同德堂和岭甘施伯朱家四个连络站。主要活动：方福仁、陈心发、方启东、方进人等同志创办民众夜校几十所，自己编写教材和歌曲，发动小学教师对当地农民尤其是青年男女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收效甚好，影响很大，同时，由上述诸同志领头，在前山头、孔村向地主和公常发动减租斗争，所得收益大部归佃农，小部用作夜校经费。这一带地方由于办民校、搞减租，群众基础较好，而成为以后东磐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上活动的详细情况，见方福仁、陈心发、方启东、金理言、方进人等同志的回忆录)

　　3、磐安大盘的活动，多半是我亲自参加的。除发展农工党员外，我和郑皎于1948年春，在锦山村(有五、六个自然村)以青年贫苦农民为对象，秘密组织了一个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六谷班”。“六谷班”原是磐安山区农民开山种玉米(即“六谷”)的原始“变工”形式，与我国西北延安一带的“农民变工队”相似。我是从这一点上得到启发才去搞“六谷班”的，故在我的日记上把它叫做“地下农民变工队”。实践证明，运用这一形式对农民进行启蒙宣传和组织发动，得到了较好的效果。稍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有几十人参加的“磐安军政同志会”。抗日胜利后，各县市都有退伍军官会的组织，当时的退伍军官们有胆量给国民党政府制造一点“麻烦”，很可以利用一番，而磐安没有这种“军官会”，我们才搞起这个“军政同志会”，原意就是要给伪政权“添麻烦”。以上两个组织，尤其是“六谷班”成员，在以后的减租斗争和武装斗争中，都起着很好的作用。此外，陈廉、陈鄂州、郑皎和我，于1948年夏秋之交，在锦山和后塘两村组织了“二五”减租斗争，这一斗争虽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教训不少，影响很大。(以上情况详见陈廉、郑皎、施得满、陈鄂州的回忆录)

　　1948年12月，中共路东第二支队派中共党员刘熙范和东磐投奔二支的方启东、金理言来到孔村和前山头一带组织武装斗争。1949年2月，六支派陈心发等三同志经东磐去东白山浙东游击纵队待命，不久，纵队司令部(中共浙东临工委)派刘熙范、陈心发、方启东三同志为领导，进驻东磐地区，以千祥、防军、马宅一带为根据地，正式宣部成立“东磐办事处”和“东磐大队”(以后改为支队)。接下去是解放安文镇，策动杜锦堂率部起义，在中共六支九大配合下，第一次解放磐安县城(学田村)。四月以后，东磐地区的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到五、六百人，对配合南下大军进驻东阳、磐安作出了一定贡献。

　　本文摘自《忆五十年前的东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