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缩小目标，保存实力，决定章伯钧、李健生、何世琨、李士豪、郭冠杰等去日本；黄琪翔、万灿、谢树英、连瑞奇等去德国。1934年秋，李士豪也东渡日本。

　　初到日本，李士豪首先学习日文，后进入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与留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此时，临时行动委员会部分领导章伯钧、李健生、何世琨、何仲珉、李伯球等已先期陆续到日本，李士豪当即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经常聚集在章伯钧的住所，纵谈研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讨论党务工作。当时郭沫若住在东京千叶，李士豪与何仲珉曾多次造访，讨论国事。郭沫若先生见李士豪脸色熏黑，身体羸弱，屡屡嘱其珍摄。1935年夏，章伯钧决定以邀郭沫若到伊东避暑为名，同约李士豪、何世琨、何仲珉、李伯球、李述中、王晞辰等十余人及一些联系的朋友在伊东聚会，以避暑为名商议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郭沫若亦赴伊东同游。他们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讨论重新建立组织问题，李士豪力主重振组织，同共产党合作。他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这是事实已摆在那边，但中国的情况很复杂，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各方面的组织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重振组织的目的。”他们在留日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李士豪曾介绍一位叫朱程的同志参加组织，后去山西参加抗日支队牺牲了。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李士豪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他们一致催章伯钧先返回香港。10月间，李士豪、张云川、郭翘然、李伯球等先后从日本、华北、华南到达香港，在章伯钧主持下，共同讨论了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着手筹备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同年11月lO日，在九龙大埔道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李士豪推动并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上决定李土豪与何仲琨二人负责江南地区工作，李士豪任华东局书记。会后，李士豪与何仲琨回到上海，积极联系旧日同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士豪的抗日热情很高，为推动和宣传抗日奔走呼号，不辞辛劳。他写了：“焦土抗战与敌我情势的检讨”，先后由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和浙赣路局抗战后援会印发。这样旗帜鲜明地阐述民主政治与争取抗战胜利关系的论著，在当时进步书刊被禁、政治闭塞沉闷的浙江尚不多见。

　　李士豪将“焦土抗战与敌我情势的检讨”一书寄给了同乡浙江省抗日自卫团副总司令、省保卫副司令宣铁吾。宣铁吾约他面谈，双方对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取得了共识。宣铁吾在广州黄埔军校时即与李士豪相识，加之李士豪是他所敬重的老乡前辈，既是同乡，现在又成了朋友。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此时迁到武汉，黄琪翔、章伯钧等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均在汉口。1937年冬，李士豪去武汉，在汉口住了几天，与他们一起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商讨党务工作。李士豪回浙江时，黄琪翔为他写了一封信致意黄绍竑。李士豪从黄琪翔那里拿了一份浙江军用地图，已备将来打游击之用。李士豪回金华后，将黄琪翔亲笔信托宣铁吾转黄绍竑，宣铁吾知道李士豪和黄琪翔是行动委员会的，李士豪的政治身份就公开了。黄绍竑见了李士豪，李士豪阐述了自己的抗日主张。

　　宣铁吾曾多次邀请李士豪在他的任下挂个职务，李士豪均婉谢了，此时，宣铁吾又重提此事，李士豪考虑担任一个职务可多增加一些社会关系，有利于工作局面的打开。因此答应担任金华警备司令部挂名中校秘书——不必办公，只需在训练班讲课。此后，李士豪介绍了行动委员会的王晞辰去当教官，施干卿去干训班任工作干部。根据李士豪的指示，施干卿在干训班内发展了一些党员，开展了组织活动。

　　1938年5月，李士豪接到诸暨抗日自卫队委员会的来信，说他们会议一致通过并征得宣铁吾同意要李士豪去担任副主任委员。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工作。他仿照《抗战建国纲领》，颁发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成立了省抗日自卫委员会，各县成立了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吸收了各方代表性人士参加，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国共两党抗日。诸暨抗日自卫队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月。主任委员由当时的县长邓纫兼任。委员大部分由各区区长及各乡乡长(镇长)充任，地方上有影响的士绅，有代表性的人士，亦应邀担任委员。

　　李士豪到任后，与中共组织积极合作。他首先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力争避免、减少摩擦，使混乱的局面日趋安定。他主持抗卫会通过了许多进步决议，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发展进步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抗战工作，李士豪注意到了当时农村中唯一的知识分子阶层——小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决定举办训练班，把小学教师培养成为实施战时教育的骨干，在其中发展党员，同时能胜任其他抗卫会工作。这个设想，在抗卫会会议上得到了赞同。李士豪自认教育长，主持教学。他邀请了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来讲课，课程有社会进化(发展)史、新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形势、抗日必胜论、战时教育等。李士豪则亲自讲授农会组织问题和论二五减租这两门课程，这是当时争论最大，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两个问题。

　　诸暨中共地下党有两个活动据点，一个是抗卫会，该会下属的政工组、经济组均有地下党人参加，政工组主任、共产党员郦咸明与李士豪私交甚好。第二个是政治工作队，全县队员约百余人，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扩大党组织、发展进步势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主要通过政工队进行。共产党人为了维护和保持住对政工队的领导权，粉碎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担任过政工队长的共产党人骆子桢与李士豪商量，希望他兼任政工队长。李士豪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且体弱多病，也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结怨国民党右派。但他想，这是中共党组织内部经过研究才做出的决定。事实上，个别突出的进步骨干，如共产党人杨源时(建国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春林(建国后任杭州市副市长)已不得不撤离诸暨。李士豪毅然答应了共产党方面的要求，担任政工队长，宣季荪任副队氏。李士豪对政工队内的进步势力十分关心、爱护，在他的努力下，共产党在政工队里的组织和各级干部都完整地保存下来，政工队政治方向不变，政治活动照常进行。一般不明底细的人都认为政工队是由民主人士领导的。这对队内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起了掩护作用。

　　李士豪时常在抗卫会的宣传刊物《抗战十日》、《抗战知识》上发表文章。李士豪还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如《抗战建国与民主政治》、《国防建设与抗战经济》、《抗敌自卫工作在浙江》等。宣传团结抗日、传播民主思想，分析抗战形势、提出当前任务，交流工作经验等，旗帜鲜明地阐述民主政治与争取抗战胜利关系，颇受读者欢迎。

　　对诸暨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救亡工作，如召开保民大会、普遍设立民校、办好妇女识字班、成立流动剧团、发动志愿会等等，李士豪无不全力以赴，他健康状况本来不佳，劳累过度，咯血的旧病又发了。 一次，他主持连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会上频频咳嗽，向手帕里吐痰，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问，他点点头，说：“是要休息了，医生也这么再三劝我。”但散会后，他又约了边美棠、周萌谈话。边美棠和周萌十分惊讶，李士豪工作如此繁忙，又病成这样，还在积极考虑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发展问题。

　　在此以前，江西的何世琨、何仲珉曾先后来浙江与李士豪讨论、研究如何在浙江进一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组织，为民族解放作出更大贡献。当时，行动委员会的不少同志认为，李士豪在诸暨县威望很高，可以大力发展组织。李士豪却认为，诸暨中共地下党力量强大，细胞遍布各个方面。如果行动委员会大力发展组织，势必与中共撞车，不利于抗日。从诸暨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力支持共产党为首的抗日进步力量开展各项救亡工作，对抗日更为有利。

　　武汉失陷后，日本调整了对华侵略方针，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诱降。很多人对抗战前途产生了疑虑，为了让大家对这个重大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共产党人和李士豪都觉得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抗战形势的教育，他们决定召开一次政工队员大会，以政工队和李士豪个人的名义，邀请当时知名的政论家、影响广泛的政论刊物《浙江湖》的主编，也是黄绍竑的智囊人物严北溟到诸暨作形势报告。

　　1942年5月诸暨沦陷。李士豪处境更为艰难。他拖着重病之躯，与日寇、伪军周旋。但这一切并未将他压垮，凭着他坚强的意志和处理事变的能力，他不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目与新四军的金萧支队、三五支队亲密合作，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1942年，李士豪迁回李村的仙家坞。李士豪请人在山边劈地伐竹和木，搭起以竹木为架，用土干打垒为墙的草舍三间问。在这山坳里只住着三户(其中二户为同姓兄弟)可靠的贫下中农本家。他打算在这里久住疗养。此时新四军三五支队来到了诸暨，支队长蔡正谊(解放后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到仙家坞探望李士豪，一是关心他的病，以示慰问，二是谈论局势，商讨抗日大事。

　　1943年，新四军金萧支队已逐渐壮大，李士豪与他们亲如一家。一天，当时的中共诸暨县委书记、金萧支队朱学勉大队艮去看望李士豪时提出，希望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对当时的诸暨县县长祝更生、绍兴县县长郑重为多做些工作。第二天，朱大队长带领部队移住到仙家坞附近的坞坑。李夫人亲自摘了两大筐鲜嫩的豌豆送到部队慰问。她和战士们亲切地打着招呼，她熟悉这些战士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下午，这支队伍在九江山上和伪军激战，朱大队长在此役中英勇牺牲。消息传来，李士十豪夫人禁不住失声痛哭，李士豪痛悼不已。

　　1945年初，李士豪接到中共金萧地委委员兼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新四军金萧支队诸北办事处主任马青的信。马青问候了他的病况，说目前情况较好，希望李士豪能回到家乡。生活如有苦难，他们可以设法帮助。李士豪感到住在会稽山里生活很不方便，于是就按马青同志要求回到家乡李村仙家坞。

　　李寿彭一天来看望父亲李士豪，并说金萧支队办事处主任马青要他去屯溪动员一批技工来游击区参加革命(寿彭原在屯溪机器生产合作社当钳工)，到机修所我们自己制造手榴弹，地雷和修理枪支。而这时进出国统区必须要有国民党政府的通行证才能安全往返。这时，李士豪就为寿彭写好一封信，他是卧病在床的情况下强撑着写这封信的，要寿彭带着信去诸暨国民党县政府找时任秘书，也是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的边美棠，请他开出去皖南屯溪的通行证。边美棠见了李士豪的信后，就帮着开了通行证，当时已近春节，过了春节寿彭即去屯溪带回了一批技工，带家属有十来人，先接到自己家里，李士豪和夫人热情招待他们，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后遵照金萧支队指示，金萧支队修械所要试验出手榴弹，地雷和修理枪支，保证对敌地雷战的需要，李士豪对此全力支持，并在仙家坞脚下借一草房做厂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转到金萧支队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八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9月下旬，中共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长、中共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杨思一与马青等开会决定，请李士豪先生去诸暨县城，利用抗战时的统战老关系，掩护新四军北撤，保护地方安全和营救受难的抗日革命同志。

　　(本文摘自《李士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