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农工党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发展，按中共领导指示，我党决定开展新的军事运动。

　　农工党浙江领导人李士豪同志从1938年抗日战争初，就在浙东地区诸暨县与中共领导密切合作，全力支持中共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从而结下了深厚友谊。农工党“四干会议”后，他在上海坚持领导地下斗争，始终保持着与中共浙东游击区的联系。并把支援中共浙东游击区作为我们农工党的重要任务，从上海、杭州等城市为游击区采购输送大批军用物资，包括枪支、弹药、被服、医药、电台通讯器材等。农工组织还肩负起中共浙东游击区在沪的办事处、联络站任务。我们的工作为中共浙东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由于我们与中共浙东游击区领导的长期亲密合作，因而在农工中央开展新军事运动指示后，我们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组织发动农工同志和知识青年，进入浙东游击区直接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同时也利用我们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的营垒中进行策反起义。我们的同志进入游击区后，中共领导非常重视，对我们的同志都很信任和重用，不少同志被安排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据我所知，当时路东县政府，就有七位农工党员被委任为区长或副区长，有的同志还担任县里的领导工作。

　　我回游击区后，中共上级领导立即派我去浙南担任策反起义联络工作。回到诸暨又立即被委任为江东区副区长，要我带一批干部战士去开辟江东区的工作，建立革命的区乡政权。由于区长没有到任，我一直担任这个区的主要领导工作。当时共产党员身份都不公开，区指导员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应该说他是我的领导，但行政上他是协助我工作，所以整个区的内外一切行政领导都由我负责。而我作为一个农工民主党的同志，进入游击区后，就不再进行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一切都听从上级中共领导的指示工作，当时只有一个信念：跟共产党干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思想上不存在自己与共产党员有什么区别。根本体会不到我们中间存在什么政治界线。因此我是毫无顾虑的大胆指挥着一个区的工作。

　　在中共领导的充分信任下，我们是那样心情舒畅，尽管随时可能遇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可大家早把个人安危熔化于革命事业之中。尽管生活是那样艰苦，经常在漆黑的夜间行军几十里，睡在地铺上，可那时大家心里充满革命者自豪的欢乐，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希望。(作者：李寿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