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下半年，我在上海读书。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危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高潮，激荡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我就在这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走出课堂，到何处去寻找有意义的人生？1947年春，我从学校毕业，就面临这个抉择。因我有上层关系，三个单位等待我去报到。我学新闻争业，可留在上海大众夜报社当编辑，也可去杭州东南日报社当记者。最后，我在东南日报社报到后又不辞而别，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走的道路，来到浙东会稽山游击区。以现在的诸暨市枫桥镇作为立足点，这里是国民党的“会稽山绥靖指挥所”(即所谓七县剿匪司令部)驻地。敌强我弱，斗争形势十分险恶。在中共党委和武工队的帮助下，我们开设了一家称“井井香烟发行所”商号，我的公开身份是经理。这商号楼下营业，楼上是我们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在此基础上，建立壮大了农工党组织，不久，成立了农工民主党绍诸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

　　在枫桥立足之后，我们的党员何联系人士秘密打入敌特指挥部门政府部门及地方团体，并以井井香烟发行所为据点，进行通讯联络，向中共党委及地下武装提供各种情报；还大量吸收、输送知识青年参军。我们利用农工党员控制的印刷厂、报社，秘密印刷各种文件两万余册，不断印发新华社电讯，向各阶层宜传革命形势与党的政策，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敌特分子大为惊慌。我们还发动群众向乡镇保长发“警告信”；配合武工队镇压反动分子；向中共领导的部队提供军需物资……就这样，我们农工党党员同志们冒省生命危险，战斗在二千多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

　　1947年10月，我与宣行代表农工党绍诸临工委在浙东诸(暨)、浦(江)、桐(庐)三县交界处会见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的副司令蒋忠、副政委蒋明达。会晤中，我们先汇报了工作，接着，他俩向我们传达了中共浙东党委的指示和任务，要求我们尽快做好国民党诸暨县长的工作，促使他起义。他俩还就农工党组织领导关系、具体任务、工作方法以及经费供给情况与我们一一研究，作了具体安排。自此，我党绍诸地区的组织除由在上海的农工党中央领导外，主要是受中共会稽山党委的直接领导。我和宣行等也在组织上参加了浙东游击纵队。

　　1948年5月，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加之缺乏斗争经验等多种原因，农工党枫桥地下联络站——井井香烟发行所被敌特查封，农工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前后有18人被捕、拘留、传讯。这就是当地轰动一时的“井井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前，我们已从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那里得知这一情报，因而作好准备，采取紧急措施，尽可能减少损失。对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要求他们配合做好地方工作，或创造条件到部队去。对已经暴露的同志忠，动员他们鼓起勇气上山打游击去；不能上山的可投亲靠友，在当地潜伏，等待时机，听候联系。由于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我们党员出现不同的政治分野：有些人坚持下来，参加地方工作，也有少数人和我们分手了，但他们没有泄露农工党与中共地下联络站的秘密。

　　“井井事件”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浙东的革命形势也有了新的发展。经过坚持地力斗争的同志和农工党在部队中的同志紧密团结、英勇战斗，在浙东会稽山七县游击区中，我们我们农工党又建立了诸暨临工委、东(阳)磐(安)临工委。自此，在这块游击区中，我们农工党有了三个临工委。其中绍诸临工委，以枫桥镇为中心，成员在中共会稽山路东党委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在绍、诸两县担任正、副区长的有8人，其部队编为浙东纵队第二支队。诸暨临工委，以诸暨城区为中心，那里党员部分参加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坚持地方斗争的党员在中共金萧路西党委领导下，组成诸暨解放委员会，坚持斗争、迎接解放。边美棠烈士就是在那场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东磐临工委在东阳、磐安两县内，他们发动了一个地方部队起义，后来发展成为浙东纵队东磐支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农工党员成为东磐地区重要军政骨干力量，担任东磐办事处主任(县长)、支队长、大队长等职。解放大军南下后，部队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