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08日讯

　　杭州，桂香浓郁。

　　央视女主播张泉灵，注意到在隔开黄龙饭店和世贸中心两个会场的马路上，新涂上了临时人行道标记，多了服务周到的警察。刚飞回杭州的马云则在发言席上感慨：自己一回家就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特别是闻到桂花香。

　　一个城市是否宜居，可能正取决于这些细节。

　　10月7日，在杭州闭幕的2010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上，中外专家展开头脑风暴，探寻城市走向和谐、宜居的途径。

　　街头：有多少婴儿车出现

　　婴儿车就是一个细节。

　　上海市建交委新闻发言人沈晓苏甚至建议确定一个婴儿车指数，以考量这个城市是否和谐。

　　“首先，婴儿车能不能上街？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设施和道路是否无障碍、安全性如何。其次，是愿不愿意上街，现在城市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废气，我为什么要让孩子上街呼吸废气？第三，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父母有没有时间推着婴儿车到街上去，有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天伦之乐？”沈晓苏说，婴儿车在街头出现的多少，正是一个城市宜居水准的全面考量。

　　令人欣慰的是，改变正在发生。在世博会召开之前，上海96%以上的道路口都设立了原始坡道，公园100%实现了有坡道。为改善空气质量，世博园区公交车采用了新能源。

　　当然，这还不够。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告诉记者，要建设一个和谐城市，它的基础必然要走向绿色。无论东方、西方，都是同样的历程。因此，牛文元对和谐城市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它是具有特定的人口数量、空间规模、经济强度、社会成熟度、人居的适宜度、文明认知度以及环境的缓冲能力、生态的自净能力、创新推进能力的综合表达。一个宜居的城市，必然包含了人和自然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和谐。

　　上班：怎样又快又方便

　　再说说上班这个细节。

　　牛文元教授告诉记者，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欧洲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平均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27分钟，而中国50个百万人口以上主要城市，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则为39分钟。其中最主要的15座城市，每天上下班和欧洲的平均水平相比要多消耗4.8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平均创造财富2亿元人民币来计，就相当于每天损失10亿人民币。

　　事实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最让人头疼的问题，随之带来的还有汽车尾气的污染。

　　“我们要警惕重蹈美国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出行模式，那毕竟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何况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小汽车的废气排放与气候变化以及石油能源枯竭有直接关系。”华盛顿大学设计与规划系教授沈青以西雅图为例来倡导多元化交通体系建设。

　　在西雅图，从2007年到2009年，自行车的使用者增加了15%，自行车车道增加了5倍。市内的每辆公共汽车上都能够悬挂自行车，方便市民转换。拼车出行可以享受很多优惠，还专为拼车者设了一段“钻石车道”。政府机构鼓励雇员尽可能地远程办公。西雅图还出台一个政策，要求开车者多交停车费，西雅图市中心的停车费是4美金，比纽约和芝加哥都要高。

　　“一个城市如果只有一种主要交通模式，肯定不是一个宜居城市，因为它不能满足不同居民群体、不同经济需求的交通需求。”沈青说。

　　世界银行东亚专家约翰鲁姆则强调不同交通模式出行之间的互联性。这对于中国城市有极大意义。在大力推广轨道交通的同时，不要忘了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交通、小车交通、或者是自行车交通之间的互联，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效率。“现在中国城市发展非常快，城市化进程非常快，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把公交系统和土地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做更多规划，使用更多的公共交通。”

　　事实上，交通拥堵只是城市病的一种。城市的宜居性，意味着建成环境的各种属性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多样化的城市空间、有归属感的社区、令人满意的社区环境。这一切要求城市必须在支撑系统如交通、公共安全危机处理、环境保护以及水、电、暖、气和能源循环等方面有高质量的设计和有力的政府行动。

　　“必须用一种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的合作方式，来进行市政规划和发展，不能各自为营。”约翰鲁姆强调。

　　生活：能否满足穷人需求

　　在老一代上海人的眼中，上海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上只角”云集买办、洋人、社会名流，而“下只角”则多是体力劳动者聚集的地方。

　　历史上，上海作为远东最繁华的都市，最初是适于精英居住的城市，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居民来说，生活是非常艰难的。钱钟书先生在1947年的小说《围城》中说，上海希望每个新的人都像带壳的蜗牛，随身带着自己的宿舍。

　　沧海桑田，如今的上海城市面貌大变样，过去的“贫民窟”早已高楼林立。“可‘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异还存在，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包括便利店、书店、各类中介分布还是不均衡。”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说。“‘再城市化’，是上海面临的新课题。今后，上海的发展一定是从城市的单一中心空间结构，演变为多心组团式结构，从关注中心城区的发展到城市和郊区的共同发展；从单个的历史建筑保护发展，到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从忽视城市环境到注重城市环境品质、注重人们的生活质量；从精英宜居时代走向公众宜居时代，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国内其他城市，城乡接合部与中心城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近年来，GDP上升很快，但是我们的群体性事件发案率大大超过GDP的增长幅度。怎么办？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要像杭州的西湖一样，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们也要让富的适宜，让穷的也适宜。”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认为，能否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需求正是一个宜居城市的短板所在。

　　邓伟志提倡共享发展，要让全体人民都要有城市居住权，适度开放户籍制度，特别是让城市新移民享有城市权。“我们的GDP包含了农民的劳动，但是他的户口不在这里，享受不到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他最近到西南地区调查农民工二代——留守儿童，孩子们的境遇让他很心疼。他询问孩子们见过父母几次，10岁的人见过一次，14岁的女孩见过2次。“如果让他们教育共享、卫生共享，面目就焕然一新，因为能和父母一起在城里生活了。”

　　“楼房再高，道路再长，城市设施再好都不足以表达和谐城市的全部。更好的生活，不仅是个人的财富和健康，而是一个社会的财富和健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

　　未来：如何发展更绿色

　　经济增长的红线与能源消耗的蓝线，在中国第一个60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趋势。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吴志强清晰指出这红蓝双线传递出的预警：未来30年的中国城市化，必须选择一条区别于西方的、更加聪明的、更加绿色的、更加节约能源的道路。

　　如何让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东西方城市都在思索的问题。发达国家已开始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后石油时代”的坐标上进行创新设计和规划。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加里哈克介绍，纽约将通过各种策略每年减少碳排放3360万吨：减少城市外延，使用洁净能源，建造节能楼宇，扩大公共交通体系的网络覆盖，改变主要的交通干道，划分出人行道、自行车道、公共汽车道、小轿车道；在纽约的节能建筑里，50%的水可以回用……

　　在费城，一项“绿色工程”正在实施：70%的楼宇将进行维修，20%的能源须来自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排放要降低20%，保证75%的居民10分钟内走到一个公园， 10%的公民10分钟内走到本地的超市或食品店，汽车的行驶里程要减少10%……

　　城市化进程也可以不破坏本地的建筑与文化。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建筑和城镇规划理工学院院长穆罕穆德泽鲁阿勒，特别介绍了阿尔及利亚的南部小村Tafilalte的改造范例。小村城市化改造充分强调村民参与、听取村民意见，村里的古建筑都得到保留，街道、胡同进行现代化改造，既保留当地特色，又让当地基础设施实现了城市化。

　　国情、“城”情不同，城市选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未必相同，但殊途同归。吴志强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复制西方的城市化，应该从自己的传统文化汲取养料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一个宜居的城市一定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城市身份。”

　　声音

　　我为什么爱上这座城市

　　熊榆：29岁，英国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终身教职，博士生导师

　　对于宜居城市，熊榆的理解首先是居住环境的舒适，业余生活的丰富。比如以前在英国约克，工作之余到校园里面走走，有湖，有各种动物，生态环境很好，让人能够迅速缓解工作的疲惫和紧张。而且不光是富人，平常人都可以享受到。杭州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城市，不管住在哪里，都有散步的地方。

　　其次，城市的规划要有利于年轻人的发展，比如工作、房价都要在年轻人可承受的范围内，不能给他们太多压力，否则他们迟早会逃离。另外，养老保障体系要健全，要做到老有所养，不应让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再次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董俊：39岁，俊龙汽修厂老板

　　拥有一家大型汽修厂和五家轮胎店的董俊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2001年下岗后开始自主创业。董老板认为杭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品质之城，不论从自然环境、文化氛围还是投资环境来看，都很适合居住。

　　董俊说，他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城市对商人的包容度对他来说最重要。呆在杭州让他觉得很舒服，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可以享受绿色植被，最关键的是这里拥有很多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投资政策，简直就是天堂。董俊还特别提到，杭州的茶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品质生活。悠闲的人可以坐在茶室聊天，休息；商务人士可以在茶室约见客户，他的很多笔生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李玲：40岁，家政服务员

　　李玲有两个女儿，全家四口三年前举家迁移到杭州，至今未脱安徽乡音。她认为，能够善待外来务工者的城市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我刚到杭州的时候，很多城里人对我们不太友好。前几年做保姆，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们，但现在不会了，现在的东家都很尊重我们。”李阿姨还说，虽然他们吃了很多苦，却得到了这个城市的认同，月工资从一开始的几百元到现在的两千多，居住的房子从原先四人挤在10平米的临时房，到现在租住在滨江一套80平米的二居室。“如果在这里住得不开心，我们怎么会租这么大房子呢？”李阿姨满足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