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1日讯 据《青年时报》报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的这首诗，虽然人人传诵，但水准却不高。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苏轼的精力都放到杭州的‘宜居’上去了。”昨天，在香格里拉饭店，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妙解杭州的宜居历史，博得大家会心一笑。

　　由省青年联合会、省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时报社与蓝狮子读书会共同举办的2010年第七期浙江青年大讲堂，请了余秋雨先生来讲“西溪湿地人居文化”。

　　历史

　　宜居在唐朝意味着安全

　　“唐朝的幸福指数很高，上至皇太后，下至轿夫、船夫，几乎人人写诗，而且写得非常好。”

　　说到人居文化，余秋雨侃侃而谈，“从李白的诗里看，我们看到：傍晚，王维骑着白马去湖姬酒店喝酒，他的马鞍是黄金做的。喝酒时，诗人们比赛哪个的诗最多被女孩子传唱……那是何等诗意的生活！”

　　公元7世纪罗马城人口不到7万，当时在西方，5万就算大城市了，可是唐朝首都长安却有100万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当时的长安还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城市的设计者是宇文恺，皇宫设计者则是大画家阎立本。他们出于安全考虑，把长安城划成98个坊，坊间的居民可以自由串门。人居文化在唐朝首先意味着安全。

　　但是长安城人居生活也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太阳下山就要关城门，人们就不能自由走动了，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到洛阳去。洛阳离长安不远，文化风习比长安更自由。

　　“唐朝人可说是最会享受的民族，他们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穿的是波斯服装，通用波斯金币，房子则流行‘半山亭’的建筑模式。(半山亭始建于齐梁年间，位于湖南岳簏山半山腰。记者注)”

　　宋代的人居环境也毫不逊色。从《清明上河图》可看出，宋代人的生活相当奢靡，他们使用的器物，都打造得异常精美，所以现在的收藏家，如果能收集到一件宋代的器物，无论是瓷器、玉器，还是藏书，都是价值连城的。

　　人物

　　苏轼曾在杭州致力宜居

　　余秋雨还赞叹说：杭州的人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在良渚文化时，这个传统就凸显出来。良渚的玉制品做工相当精致，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审美史和工艺制作史的奇迹，这证明了在农业文明之前，良渚人中已有贵族，他们在精神上相当高贵，所追求的生活也很精致。

　　吴越王钱镠和白居易、苏东坡都曾经为打造杭州人居文化贡献过力量。

　　钱镠清理西湖里的淤泥，打通杭州城的井；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曾修筑堤坝治理西湖，两位大诗人把心思都花在建设人居杭州城上了，所以杭州才会这么宜居。

　　苏东坡有一首诗叫《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虽然人人传诵，余秋雨却觉得诗的水准，比苏轼本身实力差了一个档次。“想来想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大诗人忙着当水利工程师去了，根本没工夫认真作诗。”余秋雨笑谈苏东坡，引起听众一片会心的笑声。

　　观点

　　提倡人居需要中庸之道

　　余秋雨最后善意提醒，杭州目前的人居环境仍有不尽如人意处。

　　公共空间意识缺乏，对矛盾不能心平气和看待，物业管理出了纰漏就气急败坏，邻里之间有了纠纷就大声喧哗，这些都是影响人居的因素。“我曾在杭州的社区看到过一些极端的标语，满是谩骂和吵闹，这可不是优良的人居环境。”

　　因此，良好的人居环境，需要中庸之道。

　　余秋雨还认为，好的人文居所必须杜绝标语、广告。“不要有色彩太艳丽的招牌，不要有炫目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字，声音上、视觉上都变得安静。只有这样，城市才能更宜居，给人提供更多的幸福空间。”（陆嘉宁 骆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