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盲童植上了莫郭斌的角膜,重见光明。
获得眼角膜移植后,苗苗终于看到皮球了。
移植手术出院后,受益者与捐献者家属合影。
10月18日,浙江省首位大器官捐献新闻发布会现场。
10月18日上午,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发布会上,所有参会者默哀一分钟,深切悼念浙江省首位大器官捐献者、因车祸去世的冯周发。
冯周发,来自贵州农村,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工厂当保安,家境贫寒。
人们默哀,为的是这位平凡的贵州人,车祸去世后,家人捐献了他的器官,他的肝脏、肾脏使3位病情严重的浙江人重获新生。
冯周发也由此成为浙江省首位大器官捐献者。
当冯周发的妻子、儿女泣不成声出现在现场时,人们纷纷落泪……
“从他们的衣着一眼就看出,这家人并不宽裕。但是物质的匮乏并未影响他们精神的富足,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深深感动着我们浙江人!”参加发布会的浙江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方说。
而感动浙江的贵州人,并非仅有冯周发一人。
发布会前一天,10月17日,在金黔在线贵州社区志愿者之家,ID名为“敬礼贵州”的网友发表了《感动浙江的贵州人——冯周发》的帖子。
敬礼贵州的真名是朱强荣,浙江省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总队副总队长。
帖子中不仅提到了冯周发,还饱含深情地写道:“这几年来,我们杭州人被一个个来自革命老区贵州公民的爱心所感动着。在我面前5个贵州孩子,罗山杰、许玉蓉、莫郭斌、杨骏贤、刘成的父母亲,都在亲爱的儿女去世后无偿的捐献了他们的角膜。他们都非常的善良朴实,这些新杭州人的壮举值得我们浙江人学习。孩子们的名字将永远的留在浙江人的心中!即将建成的捐献者纪念陵园将永远刻着他们的名字!”
这5个在浙江打工的贵州家庭的孩子,让10个人重见光明。
平凡保安冯周发,浙江省首位大
器官捐献者,让三位重症患者获新生
5个贵州孩子和冯周发与他们的家人一起,用爱心和奉献诠释了生命的尊严与意义。
8月27日的《萧山日报》刊登了一条小消息,内容是一位名叫冯周发的贵州人被一辆面包车撞死,肇事车辆逃逸至今未有下落……
消息中的冯周发正是捐献器官的冯周发。
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的冯周发今年40岁,他和妻子及一双儿女来浙江已经十来年了。
此前,冯周发在萧山区一家工厂当保安,妻子王芬因病已在家休养一年多了,一双儿女也在工厂打工。
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富裕,但收入稳定,一家人也很满足。
“冯哥人很善良,生前就常说,老了(遵义话,意为死去)之后,要把器官捐了,可以救人命也是好事。”冯周发的妻妹夫马小强告诉记者,这也是他们愿意将冯周发的器官捐献出来的主要原因。
但老家的父母会不会同意呢?
王芬心里没谱。
马小强却对朱强荣说:“老人家心肠很好,应该会同意的。”因为两位老人年迈体弱,马小强提议到贵州去征求两老的意见。
去之前,王芬还是给老人打了电话,试着提了一下捐献的事。
老人没有说话,听筒里传来低低的啜泣声。
过了一会,冯周发的父亲开口了,只有一句话:“发发心好,他肯定也是觉得该这样做的,就这样做吧。”然后,老人很快挂断了电话。握着听筒,听着“嘟嘟嘟”的断线声,王芬的眼泪不断地涌出,再涌出……
尽管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但从头到尾,冯周发的家人都没有提任何经济要求。
唯一的要求是,希望能保持冯周发遗体的整洁,尽量让他能有个好的遗容告别人世。
于是,朱强荣他们为冯周发买了一套西服,并请国家一级化妆师为他整理遗容……
5个贵州孩子,年纪最小的仅有
76天生命,捐献的眼角膜让10个人重见光明
冯周发的家人愿意捐出遗体器官的另一个原因,是受了贵州老乡刘文江的感染。
冯周发的家人是在医院里结识刘文江的。
刘文江15个月的儿子刘成因病去世,悲痛欲绝的夫妻俩决定将儿子的眼角膜捐献出来,帮助更多的人。
9月12日,15个月大的刘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贵州老乡们的陪伴下,刘文江夫妇见证了医生将孩子眼角膜取走的全过程。
小小的刘成还未来得及感受生命的美丽,却用他的眼角膜,为另一个陌生的生命,呈现了世界的美丽。
15个月的小刘成为两名浙江人带来了光明。
仅仅存活76天的杨骏贤,同样用他的眼角膜,让两名浙江孩子看见小鸟、天空以及色彩斑斓的世界。
2010年7月15日,出生76天的杨骏贤因病医治无效而失去了幼小的生命。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年轻的妈妈李姣,鼓胀的乳头还滴着奶水,孩子却再也不能张开小嘴吸吮妈妈甘甜的乳汁了。
“妈妈李姣,整个身子都贴在墙上,坐都坐不住。但手里,却紧紧地攥着儿子的眼角膜捐赠证书。爸爸杨再顺,靠墙站着,身上还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下午是直接从单位赶来医院的。他们出生才76天的儿子杨骏贤,已经静静地躺在眼科手术台上了。面对这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年轻夫妇,记者不知道该怎么采访,大家都默默无语……”对当时的情形,《今日早报》记者黄轶涵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杨再顺是贵州人,在杭萧钢构做气割工。
今年4月30日,妻子李姣生下了儿子杨骏贤。家里已经有个5岁的女儿了,再生个儿子,儿女双全。小夫妻觉得,这辈子都满足了。
“没想到孩子会这么小就走了。”杨再顺说。
在医院里,杨再顺碰到一位病友,儿子也得了不治之症。两人在聊天时,这位病友说,要是他儿子不行了,他就把儿子的眼角膜捐出来,帮助别人。
杨再顺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于是,在孩子还剩一口气时,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杨再顺问医生:“看看我儿子身上有什么还能用的,我想捐出来,帮帮别人。”
医生说孩子太小,器官都衰竭了,只有眼角膜可以用。
“就捐眼角膜吧。”杨再顺说。
当晚,浙江省儿保眼科医生戴琦给杨骏贤做了摘取眼角膜手术。
孩子的眼睛很小,戴琦特别小心,没有伤到孩子的一根睫毛。
医生说,杨骏贤的眼角膜特别晶莹剔透,因为孩子的眼睛,本来就天真、无邪、透明。
“新杭州人”,浙江人用这个称
呼表达对贵州打工者的尊敬和亲热
令35岁的义乌人陈秋芳重见光明的,也是这样一双晶莹剔透的贵州孩子的眼睛。
这个贵州孩子就是两岁半的罗山杰。
接受角膜移植后,因眼疾而失明数十年的陈秋芳在得知角膜捐献者仅有2岁多时,十分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孩子父母见上一面。
罗山杰的父母在打工,还要供养远在贵州老家的双亲,为了给罗山杰治病,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山杰去世时,夫妻俩甚至没有钱为她买下一个骨灰盒。
尽管经济如此窘迫,在与受捐者见面时,山杰的父母从未要求过任何的经济补偿。
他们的状况经当地媒体披露后,热心的浙江人纷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光帮夫妻俩找工作,有的还来网上给山杰设了灵堂,最后殡仪馆还送了只骨灰盒来,而两夫妻的暂住地九堡村委,还答应把山杰安葬在村里的公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杰的妈妈感动地说,感谢浙江的好心人,把她安置在这里,也等于说她就是杭州本地人了。有这么多人的好心人关心,觉得心里面很温暖……
这份温暖,冯周发、小刘成、罗山杰、许玉蓉、莫郭斌、杨骏贤的家人都感受到,在西南方的贵州,他们家乡的亲人,同样感受着这来自远方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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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1∶150
我国拥有乙肝病毒携带者约9000万人,终末期肝病800万,全世界40%的肝癌患者在我国,每年死于肝病的患者约50万之多;我国还有尿毒症患者100万、扩张性心肌病患者65万人、肺纤维化患者10万人。这些患者最终都只能通过器官移植,换上一个健康器官才能够挽救生命。
器官移植被誉为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医学界数十年不懈的努力下,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以肝脏移植为例,目前全球已经有14万肝病患者因为接受肝脏移植而获得新生,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已经高达99%以上,移植受者的1年、5年、10年生存率已分别达到90%、80%和70%。
在世界肝移植热潮的推动下,近20年来,中国的肝移植事业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发展迅猛,移植质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www.cltr.org)数据,截至2010年10月,我国肝移植总数已达18687例。大多数受者生活质量良好,许多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还结婚生子、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一些受者还活跃在国内外移植运动会,多次摘金夺银为国争光,体现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巨大成就。
但是,全球日益增长的移植需求与器官捐献短缺这一矛盾越来越成为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的巨大障碍。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PTN)的数据显示:全美国目前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近12万,而去年(2009年)美国全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2万8千余例。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大多数患者只能在焦急和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死去。
为了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器官短缺,挽救更多的生命。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在竭力呼吁全社会都共同来关注这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器官捐献的呼声日渐增强。
我国的器官捐献处在起步阶段,肯定会受到一些传统观念上的阻力,同时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还不够完善。但令人欣慰的是,今年3月2日由卫生部牵头与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我国人体器官的捐献工作。浙江省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也在8月26日正式启动,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解决中国肝移植供肝短缺问题之道在于多头并进,除了继续开展尸体肝脏移植、亲体肝脏移植、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外,还要发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其中,DCD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最为现实的器官捐献来源之一,是指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供者器官,经过相应医学处理后仍然可以用于器官捐献。近年来国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数量增加较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国临床器官短缺的困境。在我国,如果因为交通事故、脑血管病、脑肿瘤等而猝死的人,只要百分之一的遗体捐出器官,大量的器官衰竭患者就能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