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市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拆迁最后一幢“钉子户”，昨天也签了拆迁协议。

　　拆迁户吴光义家的老宅

　　拆迁户吴光义家的新居

　　卢志红很介意别人叫他“钉子户”。

　　昨天下午，他终于下定决心，和政府签了拆迁协议。而老卢的1326户邻居，大多在一年前就搬离了这里，只剩下他的房子还孤零零地立在那片被夷为平地的曾经叫做红椿巷的地方。

　　这是东阳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一次拆迁。

　　如果把东阳市区比作一只火腿，那么红椿巷区域就是这只火腿上最诱人的“火腿心”。

　　这里一直被当地人看作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金贵，生意越做越火，人口越来越多，房子越建越密。当城市在以大家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天失望地发现，由于历史和规划问题，红椿巷已经跟不上高速前进的时代列车，成为大厦林立中仅剩的一处“贫民窟”。

　　原本被视为矛盾火药桶的红椿巷旧城改造工程，早在10年前就列入了市政府重点工程，但工程一拖再拖，症结就出在拆迁上。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个工程再次在质疑声中启动时，仅用了短短三个月就完成了拆迁工作。在拆迁期间没有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基本实现了无障碍拆迁、平稳拆迁、和谐拆迁。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为什么红椿巷需要进行旧城改造？

　　穿过东阳市区长长的几条街道，就到了这个在东阳家喻户晓的“红椿巷”。

　　说它是“巷”，是因为最早这里曾经只是一条小巷子。现存年纪最大的还有人在居住的房子是民国时期的。

　　然而，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发展，这里早就不再是巷子了，已经成为了一片占地350亩的城市核心区域：几乎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商品，无论是古老或是新奇的，你都能在这片区域里找到它的卖家。

　　拆迁户楼元伟(当地土生土长、小有名气的“锁王”，在红椿巷最繁华的南街有自己的店铺)：

　　说真心话，这里面的房子确实很破烂，大部分都是解放以前的房子。

　　东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施侍伟(2008年底刚上任，这是他主管城建工作以来接手的第一个任务，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里位于东阳老城区的中心位置，由于建造年份早，泥木、沙混结构的破旧低矮房屋占区域内房屋的大部分，多数房屋破旧严重，排污、排水设施十分落后，脏乱差现象很严重。

　　里面的道路狭窄，通行主要依赖两条3米左右区间道路和许多1-2米宅间小巷，车辆通行、停放都很困难，发生火灾时，消防车都开不进去。

　　据我们统计，红椿巷有1000多间危房，遇到恶劣天气，许多人家都是风吹房晃。所以早在2000年前后，我们就开始酝酿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

　　热词：民主拆迁

　　强行拆迁、暴力抗拆，东阳在红椿巷的拆迁改造中，是如何让拆迁远离这些悲剧事件，做到尊重民意、公平公正、阳光操作的。

　　 2009年7月11日拍摄的红椿巷(东阳市拆迁办供图)

　　 2010年10月29日相同位置的红椿巷

　　红椿巷旧城改造规划沙盘模型

　　十问东阳民主拆迁

　　2.旧城改造，最大的问题是拆迁。红椿巷拆迁，为什么花了十年？

　　1300多户拆迁户里，既有独立成院的农民房，也有居民的公寓楼；土地性质既有国有土地，又有集体土地，拆迁户既有临街商业户，又有居住户，还有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

　　2008年，政府曾经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当他们拿到最后的调查结果时，心里不免感到了一阵压力：支持拆迁的居民甚至不到30%。

　　拆迁户杜新中(在红椿巷居住了一辈子，如今已经70岁了)：几乎每一年，这里的拆迁工作都是政府十件大事中的第一件，不过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东阳市拆迁办主任程晓忠：几乎没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一样的，这让人很头疼。

　　副市长施侍伟：复杂的情况致使政策平衡难度很大，一个政策要解决好所有问题，满足所有拆迁人的需求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个拆迁工作，难就难在各方的利益难以平衡上，难就难在补偿安置众口难以调和上，难就难在部分群众的思想工作难以做通上。

　　这几年，政府的信访考核压力也非常大，也束缚了一些基层政府的手脚，不做事情反而没事，一做却惹上了麻烦。

　　叫了十年都一直拆不了，想拆的人没有了信心，不想拆的人更觉得你们是玩玩的。这个区域再不拆迁，再不改造，直接伤害的是我们政府的公信力。

　　3.拆迁一开始，遇到了什么阻力？

　　红椿巷又站在了一个不得不拆的历史关口。没多久，东阳市市长陈晓的办公大楼里就挤满了人。原来，为了完成这次拆迁工作，市里抽调了400多名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组成拆迁工作组。想都想得到的是，这些都领了死命令来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遇到什么好脸色。

　　2008年4月，东阳市出台了红椿巷区域拆迁的补偿安置方案。这是第一稿，也是比较粗浅的。然而就是这份粗糙的补偿方案，引来了不少的麻烦。

　　拆迁户楼元伟：我们要求迁回原址，政策中压根没有出现，我们当然不答应。

　　拆迁户杜新中：我们都觉得不合适，补偿过低。

　　被称为南街的店铺王的徐宝山也投了反对票。他在红椿巷拥有的店铺数量最多，靠着外出打工赚的钱，他在2003年回到东阳时，将积蓄都投到了南街的商铺上。

　　拆迁组工作人员徐希题：有时，我们去这户人家做工作，隔壁都跑过来骂我们，一些女同事直接就被骂哭了，有的甚至还叫家里的狗来咬我们。

　　4.拆与被拆，就这么僵持着吗？

　　十年来，拆迁与被拆迁方的博弈，自始至终被双方的力量牵引着。如何依法办事，又照顾到每一个拆迁户的利益？

　　拆迁户楼元伟：我们十几个有店面的商户，自发组成一个维权小组，商量着如果政府做出强拆的姿态，我们将有所表现。我们每个商铺交了5000元，一共凑了50多万元。这些钱是准备用于上访或者别的行动的经费。

　　拆迁户李向阳夫妇：我们在红椿巷有三间店面房，平常并不住在里面，但得到拆迁消息后，我们开始往店铺里搬生活用品，做好长期驻扎的准备。

　　拆迁户杜新中：我都70岁的人了，是老年协会会长，如果我们这些老人得不到妥当安置，我们坚决不搬。

　　副市长施侍伟：他们担心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他自身的利益，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二个，政府的政策执行是不是公正公平的？你是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在阳光下操作的；第三个，政府的承诺，包括我们政府拆迁后续的一些工作，是不是诚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去？这几个问题是最关键的。

　　5.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政府是怎么解决的？

　　矛盾似乎都集中到了拆迁安置问题上。显然，如果在这一点上，大家没能心悦诚服地达成共识，矛盾马上就会变成冲突。

　　拆迁办主任程晓东：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里面1326户住宅中，900多户是有天有地的，就是以前的老房子自己造的或是祖传的，那些人就强烈要求不愿意到外面去，他说我死都要死在这个地方，我不愿意到新区里面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迁到外面，也要有天有地，要给他地皮，自己造。这几个观点在开会时是最强烈的。

　　说实在话，这也是一个沟通协商的过程，因为他们开头一定要求是有天有地的原地方要求自己盖房子，我们城市改造是这样的，统一造好以后，他们拿一部分商铺回去，拿一部分安置房回去，他们接受了，那总体规划到这个时候又到我们那个地方，给你最好地段的商铺，基本上还是给他们安置回迁。

　　副市长施侍伟：我们又进行了一轮摸底，把所有拆迁户的要求都收集上来，然后再次进行讨论。一个多月下来，老百姓的意见提交了2000多条，拆迁政策和安置办法修改了几百处，前前后后成稿都修改了16次，后来送到拆迁户手里的政策文件有一尺厚。

　　我们尽量都满足老百姓的要求，打个比方，庭院里面一棵树，本来这棵树价值是50元的，但我们有可能就补偿100元了，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小问题上我们尽量满足拆迁户的要求。

　　6.“拆”与“迁”的矛盾如何解决？

　　拆与迁看上去像是一对活跃在这个国家城市化进程里的兄弟，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拆，却没有看到迁的问题。而东阳人在这一点上，似乎走在了前头。

　　副市长施侍伟：2004年开始，我们陆续建造了20万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因此，拆迁户如果选择现房安置，就可以马上搬到新房里。而如果选择回迁的话，我们都发放搬家和租房补贴。因此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

　　拆迁户吴光义：之前我在红椿巷是有两间4层和两间两层的老房子，现在选择了一套三间三层的现房，还有一套144平方米的期房，我觉得这个政策我还是满意的。

　　7.有没有遇到“钉子户”？

　　副市长施侍伟：也有。但我们不称呼他们为“钉子户”，而是“困难户”。应该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拆迁非常顺利，在200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的签约率达到了99.17%，也大大出乎我们的预计。对于“困难户”，我们一方面继续做拆迁户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但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尽量从人性化的工作角度出发。

　　拆迁户卢志红：当时，我就一直说，我这个是国有土地出让面积，280多个平方米全都是出让的面积，不是庭院的。拆迁办就只能算我实际的建筑面积。我就不服，一直拖着。

　　拆迁户李向阳：其实，当时我还想多弄一套房子的，那最好了，因为本身我是三间房，现在等于是我拆开，还是三套，没多出来。当时多一套的话，我心里可能更舒服一点。

　　8.公正、公平与公开是怎么做到的？

　　副市长施侍伟：我们召开拆迁听证会，听证会的代表都是由拆迁户自己报名，并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参与拆迁的评估公司，也都是由拆迁户投票来选，各家各户的认定面积和评估结果也公开张贴。这些做法，不但做到了民主，而且公开、透明。

　　拆迁户杜新中：我去报名参加了听证会，虽然最后没有被抽中，但我觉得过程还是公正的。并且我们的意见最后都被吸纳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安置地，安置地最后就是城区它也拿出来了，安置了，应该说是采纳了；第二个，就是这些房产证、土地证，以前都是拆迁了以后要自己去跑，这一次呢，政府全部把这些事都做到前面去了。

　　拆迁户马世章：过去搞拆迁，书记市长是挂帅不出马，这次是亲自出马。我家是政协副主席亲自上门的，这次说的话有人听，说的话算数，感觉这房子拆得心里透气。

　　9.有没有监督机制？

　　副市长施侍伟：我们的监督机制，就是把城区当中有知名度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小区的干部聘请为群众监督员，专门负责拆迁改造当中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我们想，只要政府做事公平合理，老百姓肯定会站在政府这一边。

　　有人利用这个年初六向我来拜年，偷偷摸摸在鸡蛋里面塞了一个信封，五万块钱，当时我对他就不客气了，我说你这个必须得拿回去，后来，他不肯拿回去，我通知反贪局跟公安局了。

　　拆迁户金世荣：工作组有上百个工作人员，谁没个亲戚在里头。大家眼睛都盯着，就看领导的家属怎么签约。我们村有一位领导的岳母，一开始为了扩大认定面积百般提条件，动迁政策已经很优惠了还不肯罢休，结果工作组组长找她谈话，当着大伙的面告诉她，政策就摆在这，为谁也不能开口子，老太太最后心悦诚服地签了协议。我们在边上看着，领导的丈母娘都这样，心服口服。

　　10.人性化拆迁，如何体现？

　　拆迁办主任程晓东：因为拆迁区域内，老人比较多，我们就制定政策，让这些老人可以优先选房。拆迁户小孩的入学问题，也在我们的考虑之内。我们还从拆迁户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他们解决难题。只要是我们的能力范畴内，基本上都办到了。

　　比如有的拆迁户在北京、杭州定居，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上门去服务，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有些拆迁户存在一些产权纠纷，我们替他们调解到大家满意为止。我们的拆迁时间表上，也是尽量让拆迁户能在农历新年前，搬进新家去过年。

　　拆迁户杜新中：我希望工作组这个精神能长期保持下去，我讲了政府工作都这样，荒石也能变琼浆，政府部门以后做工作，如果都这样就好了。

　　市长陈晓：拆迁之所以那么顺利，我们也确确实实总结出来一系列值得我们今后继续传承或者发扬的一种拆迁精神，如何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如何进一步地进行民主科学的决策，我想这个是最大的财富。

　　热词：拆迁户

　　在很多的案例里，拆迁户总是委屈甚至奋命抗争的代名词，不过在东阳，这个人群却在最后变得和颜悦色，甚至欢欣鼓舞，这又是为什么?

　　东阳市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拆迁现场，两名工人躺在地上休息。

　　吴光义11年前在红椿巷的老宅客厅为小儿子拍摄的照片

　　吴光义夫妇和小孙女在拆迁安置新居客厅合影

　　我反的不是拆迁我反的是官僚主义

　　杜新中：一个拆迁户的转变

　　“文艺老年”杜新中总是闲不住自己那颗创作的心。

　　最近他写了一个快板，内容是赞扬当地政府在红椿巷区域拆迁工作中的细致与耐心。

　　然而在一年前，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还是个强烈反对拆迁的“硬骨头”。

　　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些改变？

　　一场不欢而散的听证会

　　杜新中第一次听说红椿巷区域要进行旧城改造是在10年前。

　　“当时也就提了一下，后来就没了下文，听说反对的声音很大。”那一次的提议，据说连东阳市政府内部都有反对声，“有个副市长就说，你们要拆迁，我第一个去上访。”

　　2003年的时候，杜新中参加了政府组织的一次座谈会。

　　“我在会上就不客气了，问他们，你们建造安置房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了吗？要拆迁为什么不能让我们选择原址回迁呢？但是当时政府没有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一场不欢而散的听证会。

　　不过，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杜新中却在社区居民中收获了不少人气。“可能大家都觉得我杜新中，读过几年书，能为大家争取权利。”杜新中年轻时，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老师，比红椿巷那些农民出身的街坊邻居，更有些学问和眼界。

　　拆不拆看条件

　　就在杜新中和他的那些老邻居们，以为拆迁又要等到三五年之后时，有关加快启动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的决定，已经进入了当地政府最高层的讨论议题中。

　　政府组织的动迁组成员带着拆迁补偿协议，来到了杜新中家里，希望他签字同意。“带队的是个市领导，我还是不客气，我就说先放着，再考虑考虑吧。”

　　家庭会议迅速在红椿巷的老房子里召开，意见高度地统一。“如果拆迁条件不合适，坚决不拆。”

　　周围的邻居也都来问杜新中，在农村社区里，像杜新中这样的人往往能成为民间“意见领袖”。杜新中给他们的答案几乎是个标准答案：看条件。

　　谈判，在政府和拆迁户之间夜以继日地艰难进行。

　　对于杜新中们来说，要让他们签下同意拆迁的字，先决条件在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其次是让自己能够参与整个拆迁过程。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权选择拆迁后的生活。”

　　这个会上网、平时就爱钻研法律的老人，对于拆迁法律条文的知晓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临时抽调过来的工作人员。

　　“他们给我看拆迁宣传手册，我一翻就扔了出去。”原来在宣传册子上面，拆迁办只是笼统地提到一些法规的名字，并没有具体的条文。“这个必须给我写清楚，按照第几条第几款来实施这个拆迁。”

　　不过，让杜新中感到惊讶的是：第二天，当他再次看到这个材料时，上面的内容居然都已经做好了修改。“这一点，让我心里暗暗有了些改变。”

　　“杜新中签字了”

　　形势在动迁组成员一趟趟的脚步声后，悄然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我几乎天天给他们提意见，有的他们当天就给我答复了，最晚也不会超过第二天。”当然杜新中的很多意见，也都是来自周围邻居的反映。

　　“一开始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回迁安置房太少，政府后来决定在原先的方案中，多拿出两个地块来建造安置房，这样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想回迁就回迁，想异地安置就异地安置。很多拆迁户希望小孩能继续在原来学区就读，政府也出台政策，规定10年内拆迁户小孩可以在原学区上学。而一些门堂、阳台、水电设施等附属建筑都尽量采取有利于我们拆迁户的认定方式。”

　　一个星期后，杜新中成了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一开始可能是他们怕我，现在变成我怕他们了，因为我好像实在提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来了。”舍不得离开红椿巷的杜新中，最后在补偿合同中选择了回迁的待遇。

　　“杜新中签字了。”这句话甚至成了拆迁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的宣传口号。

　　动迁组人员甚至找到杜新中，询问能不能在他家墙上刷一个“拆”字。按规定，这个拆字必须要等他腾空搬完了，才能刷上去。工作人员这么做，也是为了方便做工作。

　　如今，杜新中和老伴搬到了儿子家住。偶尔他也会路过原来住的红椿巷，脑子里会想起儿时的伙伴或者多年的街坊，这让他也会有点伤感。不过，他明白，人总是需要越过越好的。

　　专家视角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

　　红椿巷的拆迁为什么能成功？

　　目前各地拆迁纠纷不断发生，甚至出现一些悲剧事件，我觉得有这些原因：

　　第一，很多政府拆迁程序不合理，在还没有取得合法手续的时候，就进行拆迁，被拆迁人没有知情权。

　　第二，拆迁地块的升值程度与征地补偿差距比较大，存在分配不合理，被拆迁人肯定会有不满。

　　第三，拆迁决策参与机制不健全，缺乏民主。征地征多少补偿多少，拆迁人事先一无所知，更不要说谈判权了。

　　第四，一些政府用商业化运作手段，聘请拆迁公司拆迁存在隐患。拆迁公司参差不齐，往往采用激进的暴力手段拆迁。

　　东阳拆迁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尊重民意，被拆迁人不但有知情权、选择权，还有监督权，保障了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次，充分尊重被拆迁人的合理诉求，帮助解决被拆迁人的实际困难，取得了民心。最后整个拆迁过程透明公开，阳光操作，做到没有猫腻，被拆迁人也就会全力配合了。

　　记者观察

　　东阳拆迁的部分非典型性意义

　　在听多了各地拆迁难的抱怨与其所酿成的悲剧故事之后，突然听到一个“拆了十年拆不下，如今三个月就迅速拆完”的案例，总是会让我们怀着激动和怀疑。

　　激动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比如从前的钉子户突然变成了动员邻居拆迁的“热心肠”。怀疑是因为，你总是会去问，真的会有这么好吗？

　　几天的调查采访发现，除了东阳市政府这次的确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做这项工作之外，也有很多不可复制的非典型性意义。

　　比如，这次拆迁至少有七成的拆迁户本身在别处已经拥有住处，这里只是他们用来出租赚钱的地方，现在改造之后，这个区域的价值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升值，这也是拆迁户大多选择回迁的主要原因。想想看，现在你拥有的破破烂烂的这间房子，只值20万元，每个月也只能拿到微薄的房租，但如果你配合政府拆迁，经过改建后，你的房子能升值到40万元甚至更多，你会不愿意吗？

　　另一方面，2009年拆迁开始的时候，正是东阳房地产低迷的时候，政府有了比较好的谈判气候。如今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走强，就在半个月前，红椿巷区域的地块拍出了楼面价12000元/平米的“东阳第一价”，而拆迁时该地区的市场价不到6000元/平米，拆迁户购买的回迁房也只不过均价4200元/平米。

　　早在6年前就开始建的大批安置房，也给政府省下了大批的安置成本。如果这些安置房，都是在今天建造的话，那土地升值造成的差价，又不是一笔小钱了。

　　据都市快报 记者 陶魏斌 见习记者 阮元 摄影 陈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