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黄岩富山乡外坦村10多个单亲孩子渴望找到妈妈

　　妈妈“跑路”了，爸爸死心了

　　有的父亲连老婆的名字都忘了

　　农村问题专家剖析“跑路妈妈”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浙江在线12月08日讯妈妈们跑路了，孩子嚷着“要妈妈”，爸爸们听在心里，会替他们去找妈妈吗？

　　辛苦拉扯孙辈的老人家，现在也想问一问儿子：媳妇是怎么认识的？

　　昨天，记者联系上了几位父亲，听他们讲述了当初的婚恋故事，为什么当初和睦的家庭，如今会支离破碎？

　　同时，我们还联系上了两位全国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来替这一现象把把脉。

　　不敢再找老婆了

　　“我现在不敢再找(老婆)了，还是把莹莹带大吧。”9岁的女儿符莹莹，是符林华唯一的精神支柱。

　　符林华不愿意多说莹莹的妈妈，“2006年她就走了，我问过别人，说是分开两年就算自动离婚，算了，随她去了。”

　　10年前，符林华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台州打工时，认识了莹莹的妈妈——来自贵州惠水县羡塘乡白硐村的刘敏，两个人年纪相仿，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我们是2002年在乡里登记的，结完婚有了莹莹，一开始还好，虽然钱不多，日子还过得去，她跟我回了趟老家，就在家带小孩了，我一个人出去打工，每个月赚1000多元钱，留一点自己用，剩下的寄回家给娘俩。”

　　平静的生活在2006年的变故中破碎，“我生病了，打不了工，本来家里就穷，她看我赚不到钱了，就走了，说是回家去了。”

　　走的时候，刘敏带走了几件好衣服，差的几件还在家里。

　　既然登记过，又知道老婆老家的地址，这几年就没去找过她吗？

　　“没找过，她都不要我们了，找她干嘛？我没去过她家，去贵州要很多钱的，哪有钱啊。”符林华说，老婆走后，莹莹就变得不爱说话了，“算了，都过了好几年了，她早就忘了我们，我也不敢找了，再跑了怎么办？还是在家打打零工，好好把莹莹带大。”

　　老婆说要他死心

　　符浩红3周岁了，咿咿呀呀每天喊“爸爸”。

　　爸爸符老银，中年得女，老婆跑掉一年多了。

　　他们登记那天，符老银看到了老婆周溪欢(音)的身份证，地址在湖北江陵县大兴村。

　　前些年，符老银在黄岩打工，认识了周溪欢，两个人合租了房子，“她后来去过我家，知道我们家穷，不过老人都没了，没什么负担，她说愿意跟我过日子的。”

　　去年开始，符老银打工的厂效益不好，他没活干了，老婆就待不下去了。

　　“去年7月15日走的，她说这边太穷。”走后第二天，符老银在街上碰到了老婆，他让老婆跟他回家，她不肯，“她说让我死心，我说我跟女儿等你回来。我在出租房等了一整天，等伤心了，就带女儿回村了。”

　　回村一个月，女儿天天要妈妈，符老银托人问到了大兴村电话，打过去一问，村里说周溪欢没回来过。他彻底死心了。

　　“我现在都让女儿喊爸爸，不让她喊妈妈，我跟她说，妈妈不要你了，不要喊她。”

　　他连老婆的全名都忘了

　　周金福现在不太恨“老婆”了，因为她虽然跑了，但给他留下了个懂事聪明的儿子，“我儿子17岁了，成绩蛮好的。”

　　“老婆”萍萍是山东人，9年前跑了，“我当时恨啊，恨家里太穷，恨她势利，天天抱着儿子哭。”

　　周金福和萍萍是在镇上打工认识的，“觉得跟着我，日子过得还可以，就在一起了，我一个人赚钱养老婆儿子，辛苦是辛苦，还是很高兴的。”

　　在一起10多年，两个人没领过证，就在周金福以为日子能这么顺顺当当过下去时，身体垮了，“胃出血，很厉害，活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家里穷，冬天粮食都没得吃，她熬不住了。”

　　萍萍跑的时候，对周金福说：“我出去打工吧。”周金福以为她想撑起这个家，心存感激地送她上班车，“哪晓得去了就没回来，我也没去过她家，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周金福现在连老婆的全名都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叫“萍萍”。

　　这几年，儿子逐渐长大，周金福也看开了，“跑就跑吧，还好有儿子，儿子很争气，以后就指望他了……我后来听说她在青岛打工，一个女人家在外面不容易，有个男的对她很好，她就跟那人在一起了。”

　　●专家访谈

　　农村传统伦理道德丧失过快

　　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受访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贺雪峰在10多年的农村调查中，也屡屡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圈，比起上一代，早就跳出了传统的圈子，选择面更广、自由度更大，相应的，传统的约束力就更小，更加可以随心所欲。”

　　这个特点，是时代快速发展造成的，他们不像上一代那样，上一代农民工在农村一般都有家室，赚了点钱，就带回家盖房子，改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就少了这个牵挂，所以喜欢自己去认识异性，自己做主。

　　“要是在以前的农村，生了孩子跑了，一般人都不敢这么做。现在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脱离了农村，在外面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进了城，发现一切都跟农村不一样，随便同居、未婚生子等这些受传统道德谴责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反而成了一种“时尚”，“原先的农业社会，对传统道德的维护，大有好处，是构成整个社会稳定的重心，但现在快速变动后，反倒给农业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贺雪峰认为，一方面是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过慢；但另一方面，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又丧失得过快，“农村传统的基石被颠覆了，原有的秩序遭到破坏，在城市化进程中，就会出现种种裂痕。”

　　进入陌生人社会后约束力弱化

　　受访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

　　曹锦清剖析了“跑路妈妈”产生的深层原因。随着社会市场化，人口出现了高流动性，原先传统的村落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就会弱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后，道德约束在缺失，出现了同居、未婚生育的情况。”

　　曹锦清说，过去的村落，是熟人社会，如果违背了传统道德，会受到熟人指责，“但新生代农民工，20岁出头进城，等于离开了熟人社会，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交往的自由、性自由等等，都没人管了，对自己行为要付出长远责任的动机，也就弱化了，约束人的只有法律，但很多小年轻没有登记，法律没法追究他们的行为，所以会出现妈妈们受不了穷，扔下孩子一跑了之的情况。”

　　在丧失了村落道德的约束和法律比较宽泛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就有了一个灰色地带，很多以前在村里不敢的行为，开始大量蔓延。

　　中国发展太快，个人自由度也泛滥，责任意识整体弱化，这些“跑路妈妈”的家庭，对结婚、生育、抚养，远远没有上辈人的那种慎重，“城市化的背后是市场化、工业化，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以货币为生，很难用传统道德去制约个人行为，而且谁也不会去多管谁。”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一般都处在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年纪，在城里受到了各种刺激，欲望被激发出来，加上没人管，就会放纵自我，“如果他们一直待在农村，就没有这种心思，因为传统的农村比较稳固，没有流动性就刺激不起各种欲望，进了城普遍就会心思活络起来。”

　　曹锦清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很难进行有效解决和制约，因为个人自由化的行为，就是对个人行为约束力的松弛，“只能让他们明白，自由化不能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