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统筹区域发展，浙江还加大了城乡统筹的力度，力求城乡全面融合。
住房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主要标志。浙江近几年下狠力抓农房改造。截至去年底，全省已累计完成农村住房改造建设110多万户，完成建设投资1856.5亿元，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11.93万户。
除了政府投资，各地还因地制宜推出了新举措。宁波北仑区新碶街道大同村农房建设分散，每户占地面积很大。要建设新村，既少资金，又盘不出新土地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区、镇、村三级协商，决定在大同村试行宅基地集约利用——通过村宅基地出让，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农民又获得了建设资金。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户平均能分到两套住宅，而村民的农民身份不变、村里的福利不变、土地承包权不变、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权不变。
环境脏乱差，一直让农民无法摆脱“脚上的泥土”。浙江通过科学调整行政区划，撤县设区、乡镇改街道、建制村合并、规划中心村，推进人口、产业、居住“三集中”，形成梯次合理的居住和产业布局，加强了城乡基础设施的支撑力。同时，全省还掀起了“千村示范、万户整治”及“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浙江许多农村已实现农村垃圾全收集、污水处理基本覆盖。
除了基础设施，浙江还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力推农村、城市一体化。
在嘉兴，探索出了许多城乡一体的全国第一——全国最早实行了养老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城市无业者等人群全部纳入保险；全国最早建立了新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全省农民看病负担最低、医院报销最多。
在浙江，城与乡的边界，的确已经很模糊。
从“平安浙江”到“和谐浙江”，人民生活更安康；从“干部接访”到“工资共决”，社会基础更稳固
浙江“下憨劲”、“下实劲”还体现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上。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浙江，像一辆正在行进的高速列车，支撑这辆列车运行的两条轨道：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管理。而后者，不仅调节着列车的运行安全，也关涉车厢里“乘客”的民生福祉与幸福指数。
还在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要求各地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
今年60多岁的杨茂夫已在诸暨枫桥镇做了十多年的调解工作，经历大大小小纠纷不计其数，100%都调解成功。靠的是什么？“一遍遍耐心做工作。”
在“枫桥经验”带动下，各地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温州的“综治八大员”、苍南的“五站式工作法”……这些经验，让邻里的许多矛盾始发时就被化解。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2004年6月，浙江在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村务监督，使各种问题和矛盾有了内部化解机制。目前，全省30032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和便民服务中心，近八成群众对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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