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对温州来说，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结果，也是一个有望实现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有效对接的契机。现在，民众以一种急切的心态，翘首这个试验区的种种变革；专家学者以试探性思维，寻求切合温州实际的运作模式；政府采取谨慎态度，集纳多方建言以期投石问路；工商界人士则迫不及待地考虑可行方案，谋划在试验区的实验过程中把握最初的金融机遇。
所有这些行为，都带有其积极的一面，都是对试验区的未来形成一种良性共识。这是试验区推进过程的基础条件，这种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将是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动力。
这股力量，到底该往哪里使劲？开创性、探索性的试验区属性，应该靠什么去实现支撑？我们究竟是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还是放开手脚汲取温州曾经的探索精神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是在这个光环下自满知足沾沾自喜，还是尝试着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天辟地？
上述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可能不是问题。但具体到实践操作，则可能是一个个棘手的大问题。
温州民间资本雄厚，这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但这些资本犹如无序的流水，从来没有形成固定的行进路线，正因为这样的无序，所以，一旦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一个洼地，这些流水就会蓄积到某个无规则的坑中。前些年，温州人拎着钱袋满世界炒作，为此背负各种质疑甚至骂名，这就是金融“洼地效应”带来的结果。温州人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资本炒作可观效益与实体经济举步维艰的博弈过程，最终还是让温州人选择了前者。于是，我们看到了地下民间借贷的暗流涌动，“老高”也成为了特定区域的特定名词，特别是在国家宏观政策作用下，中小企业被逼高息举债出现“跑路”，局地金融危机直接波及温州民间资本的走向。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似乎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参照，所以处于一种“试验”阶段。但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这种在金融领域的突破性改革却有迹可循。早在1980年，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就推行了利率改革；1984年，苍南县钱库镇的方兴钱庄出现，使民间借贷从无序变得相对有序；1986年创办的鹿城城市信用社，以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民间银行”的形式出现；去年瑞安农民创办的“农民银行”，则基于合作社内部的金融互助引发各方关注……所有这些民间自发改革的主动性，都来自于对原有金融环境的改良和突破。
背离法律的自我主张，很多涉及金融的改革往往昙花一现。但是，这些曾经有过的尝试，却为温州今天的金融综合改革提供历史的经验，尤其是那种敢吃螃蟹的首创精神和不畏风险的创新意识，依然适用于今天。现在，作为试验区获批后的大环境，以及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已经为温州提供了舞台和明确了任务。放开手脚我们可以走多远，完全取决于自我的胆略、魄力和开拓精神。比如，进一步厘清试验区的主要任务、工作思路和各阶段的侧重点，找准改革试验的突破口，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抓紧研究编制试验区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根据改革进程和试点实际不断完善、稳步推进，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民间融资规范化、多渠道破解“两多两难”问题、推进信用建设和防范金融风险上先行先试等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实验、实践和创造性空间。
从早期完成原始积累到后来的“水漫金山”，温州金融一直是个让温州人乃至国人纠结的问题。现在，国家给了温州一个支点，试图通过温州的实验创新，撬动中国的金融改革，这个任务显然巨大而繁重，但是，我们有先前的经验积累，有民间的资本支撑，有政府的合理引导，有各界的理性参与，所有这些利好因素，应该可以让温州的金融改革，取得预期的成效。
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温州人还有一种精神，敢于作为而有所作为，勇于创新而无所顾忌。它适应于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初期，同样适应于“民资丰裕”的今天。当年我们成为先行者，靠的是这个，今天能否一以贯之，将是决定这次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
（温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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