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GDP主义毁人不倦
难以理解的是，教育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
但是升学主义控制了家长，家长控制了地方行政力量，地方行政力量将升学当作地方上最大的教育成绩，或者说教育GDP。这就足以干预到一个学校往哪里走——毕竟校长是行政任免的。
“对于省一级层面来说，高考成绩的比拼总体上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国家层面更是如此。”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鲁林岳说，“但是到了各个地市，争夺状元什么的恶性竞争就开始了。”
在浙江，众多校长都对2009年的一幕记忆犹新。那一年高考放榜，当地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了一个帖子《全省高考前十镇海中学(注：此为宁波的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直接导致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召集了高中校长们开了一次会，希望杭州能迎头赶上。
市委书记召集校长们开会，校长们压力很大。
“杭州中小学好不容易走上了素质教育、以孩子为本的发展轨道上，但是当年这个事件之后，舆论环境彷佛又退到十年前的恶性竞争。”杭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处处长黄建民说。不少校长告诉记者，这两年教育改革的环境明显恶化了。
“高考成绩绝对是一个高中校长走出校门，面对社会所戴的第一个紧箍咒。”叶翠微说。
“家长们不理解，我们可以做工作，但是如果行政力量干预，难道让校长跟市长对着干？”宁波鄞州区的一位中学校长问。
对着干会怎么样？
“第一年或许没关系，第二年日子很煎熬，第三年还没有改观那就‘下课’。”一位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了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 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的经济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 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教育GDP，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缺乏理性，都愿意拿一个简单的指标来比。”刘长铭说。
地方上比拼状元，赢了教育的结果，是输了孩子。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分出了三六九等。“把孩子简单地分为好生和差生，结果是在一个教室，老师总是关注好生，而忽视了所谓的差生；在一所学校、在社会上也同样如此。”刘希平说，“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这80%的孩子注定了在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饱尝失败，这样的结构是非常恶劣的。”
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如果把所有的掌声、鲜花都给了金字塔尖的人，那么作为塔基的大多数，如何能有这个自信支撑起整个金字塔？每个人的内心也是一个金字塔，如果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了最为外在的成绩，那么作为支撑一个人的公民素质和全部人格，又从何谈起？
“大量只会死读书的孩子成为社会主体，你说将来社会是什么样的？”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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