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扬子晚报》报道说，南京的胡女士最近为“盖章”而烦恼，因为读小学的女儿的暑假作业中有5项社会实践，“一个是去工厂参观的，一个要去社区参加劳动，一个去体验报童生活，一个是要去地铁实践的，还有一个要与青奥有关的”，都需要相关单位盖章，以证明该学生参加了某项社会实践；可是胡女士的女儿还缺两个章，不知到哪里去盖。报道说，由于新学期临近，最近几天，包括社区、公益组织在内的许多单位迎来了“盖章高潮”。
印象中大学生一般都有社会实践任务，现在连小学生也要社会实践，是不是说明社会实践在学生考核、评价体系中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某些相关的现象似乎在表示着否认。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像胡女士女儿这样需要盖“五个章”的比较少见，但几乎每个中小学生的家长都至少有1-2个章需要盖。由此甚至催生出一些新型的业务。在网上，甚至有这样的小广告：“有各种社会实践印章可供选择，价格合理，详情请联系本人”——社会实践盖章已经“产业化”了。南京城西某中学学生顾明的父亲在一个公益组织工作，不久前，顾明的父亲带了厚厚一叠40份暑期实践表到单位盖章——把全班同学的暑期实践都给“包办”了。无论是“盖章产业化”还是“盖章包干”，都指示着一个事实：盖章的能力，要比社会实践的能力更重要。当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事实的覆盖面有多广，但其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实践对学生有多方面的教育价值：与人交往、交际、合作的能力，观察、了解社会，验证书本知识，培养公益意识，等等。但是，这些能力，不管你是否参与了社会实践，不管你是否学到了什么，一个章，都代表了，代替了。一项比较简单的社会实践，认真干，一天半天的时间总要的；一个章，手起手落的事情，瞬间就完成了；表格交上去，学校认可，成绩有效——所谓“有效”，是相关的考核记录上不会出现空白，而实际能力上的空白，就不管了。这种考核机制的虚置，恰恰说明，社会实践并不受重视，说到底，是社会实践能力不受重视，至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多时候，受重视的是另一种能力。报道说，因为“包办”了顾明全班同学暑期实践表格的盖章任务，顾明的父亲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大红人。如果这个班里有一个学生是例外，他是认真参加了社会实践才盖出了一个章，那么，他是受其他同学的尊重的可能性大，还是受奚落、嘲笑的可能性大？或者说，同学中是理解尊重他的人多，还是嘲笑他的人多？
顾明和他的同学们未必意识到，其实他们在无意中共同参与了一项社会实践：有没有参加社会实践不重要，有没有一个能包办盖章的爹很重要，最重要的“实践能力”，是获得社会关系、权力资源的能力。有了这次“社会实践”，他们毕业后，适应社会的通行规则会更容易、更顺利。当这种通行规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实践这样的好事、正当事，最后也变成了一次拼爹游戏；这几乎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国情”了。这种“国情”不是鼓励，而是抑制人们去学习、发展正当的、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能力，最终结果是社会成员的心智、道德的普遍下行。这种恶果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表现出来了，“盖章高潮”不过是一个不太恶劣的表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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