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官员：减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2013年11月21日 04:45:17

　　 浙江在线11月21日讯

　　编者按：在很多教育者眼里，“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是对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最现实的、最迫切期望得到解决的大问题。我们专门采访了曾经为“减负”工作做过努力或正在身体力行的教育部门官员、教育专家、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回眸过去，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他们所经历的“减负”。

　　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原处长董惠铭

　　减负没那么容易一蹴而就

　　2005年2月24日，浙江省教育厅出台《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意见》。

　　董惠铭，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

　　在董惠铭的印象中，当时，李长春有过一次讲话，核心就是减负。由此，全国上下，再一次与减负“对战”。

　　《意见》中的一段话，或可体现重提“减负”的原因：“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严重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虽然，已时隔8年，董惠铭仍完好地留存当年的所有工作资料。2004年，他亲拟的《意见》初稿完成。

　　那么，全省各地的教育局局长、学校校长，对此，又是否认可？当年6月18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减负工作座谈会。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分管基教)张绪培，参与会议。

　　翻看当时的谈话纪要，时任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叶鉴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这份初稿写得很好，把以前的都梳理了。不是假大空，也很合理。但关键是，如何落实。同时，他建议：可以疏导结合；局长和厅长签协议，做得好，校长给予奖励，做得不好的，就辞职。另外，他还认为，为什么小学好点，因为没有升学考试，所以，减负的关键是考试。

　　在董惠铭的印象中，叶鉴铭的想法，也是当时大家的基本论调。

　　这份《意见》很长，共有二十七条，分为三块：改革评价和考试制度、建立必要的教学常规以及加强对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监控和保障。

　　尽管，其中的部分意见沿用了2000年浙江省出台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十项规定》。但是，不少意见仍颇具前瞻性与创新性。

　　当时，董惠铭就已意识到，只有评价和考试制度进行改革，负担才能真正减下来。比如，第二条：不得以学科成绩为唯一标准来判定学生的好差。而以前，只是强调不能公布学生成绩，不能对学生进行排名。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高中招生，大胆提出“初三毕业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中考，高中学校可以选择是否应用中考成绩。”

　　那么，高中究竟如何招学生呢？《意见》第三条：“高中招生要将综合素质测评与学科成绩结合起来，全面衡量，适者录取。综合素质评价要看学生三年的发展，学科成绩可以是学生初中三年平时学科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的成绩，也可以是市或县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与高中招生相关的考试(中考)成绩。”

　　英语出身并长期业余从事英文著作翻译的董惠铭坦言，自己的一些观点与看法，会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一直在寻找，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的平衡点。在他看来，这个平衡点，才是最好的教育。

　　这份《意见》中关于招生的规定，是近年浙江着力强调和推进的。比如，第三条：“公办小学、初中实行就近免试招生；民办和各类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的小学、初中不得以考试的方式选拔新生。”以及“各高中要扩大免试直升比例和特长生免试保送入学比例，也可以将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

　　文件下发后，2005年3月23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全省的网络视频工作会议。可以说，这也是一次动员会。

　　翻看董惠铭的笔记本，可见当时，他对减负充满了信心与决心。当时，学校与教育部门签订“减负”责任书。首次建立督查制度，专门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及门户网站。举报的结果，都在媒体上公开。

　　但现在回看，董惠铭叹道，事实上，减负哪有这么容易。毕其功于一役的减负，根本不存在。减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其背后，有深层的思维习惯、文化与经济因素的牵引。

　　现在，学校的负担是减下来了，可同时，另一头却翘了起来：家长把孩子送入培训机构。“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的负担反而更重。”董惠铭叹道。

　　他希望，学科的事，仍还给学校。那么，家长做什么呢？“管好孩子的身心德体，多陪孩子玩，多与孩子沟通(平等的交流)，与孩子一起规划人生。”

　　其实，任何的负担都是相对的。“只有真正感兴趣了，才不会觉得有负担。”董惠铭说。因此，减负的同时，还得教师还得琢磨如何培养学生的兴趣。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局长蒋莉

　　家长少一点管控孩子多一点自主

　　在被视为“减负年”的2000年，她是杭州市胜利小学的年轻校长，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在减负“大年”的2005年，她是上城区教育局分管德育和社区教育的副局长，在区域层面推行了一些专项改革。

　　今年，减负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她是上城教育的掌舵人，区域教育的整体改革已初显成效。

　　蒋莉说，这些年，“减负”从未停止，虽然“减负”的要求时多时少，“减负”的呼声时强时弱，但是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一直在按照教育的规律尝试以学生为中心，切实推进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教育教学效率的各项工作。

　　2000年，杭州市胜利小学搬迁至近江的新校址，学校推出了一系列减负举措。蒋莉说，2000年时的减负更多的是在关注如何控制学生的在校时间与课时数，避免重复补课带来的学生厌学。

　　首先是推出带有胜利小学LOGO的小书包。要求学生把课堂教学的书本放在学校里，要求老师把教学内容在课堂内完成，一二年级学生回家无书面作业，三四年级学生只需要携带一些必需品，回家作业时间不超过一小时等。

　　其次，推出“免试”制度。如五、六年级的数学特长生，可以不参加数学考试。加大特长生评选力度，有学科方面的，也有擅长各种才艺的。

　　之后，学校还施行教师“包班制”教学模式。在低年级采取了教师包班，尝试进行课程的综合化改革，将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

　　2005年，作为上城区教育分管德育和社区教育的副局长，蒋莉在区域层面推行了一些专项减负举措。那时的减负，更多在关注如何控制学生课后的作业时间，保障睡眠与运动，避免重复练习带来的身心疲劳。

　　上城区建立了初中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规定上城区的初一初二学生每学期必须有一周时间到基地参加实践活动，自此，上城区形成了四年级学游泳，五年级学军，六年级学农，初一、初二进行通用技术教育的体系。

　　其次，校校推行阳光体育一小时制度。利用大课间活动、冬季长跑、体育节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之后，推行了上城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定。通过学生的学科课程成绩、综合实践活动情况、社团活动情况、身体素质发展状况等各项内容，综合评价学生的阶段性发展成果，反映学生的个体差异与特长。引导教师家长更多关注学生的综合成长水平，而不是单纯的学业指标。

　　2010年，蒋莉已成为上城区教育的掌舵人。经过10年的探索，已初步形成区域整体改革的效果。2010年以来的减负，更多需要关注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使减负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十多年的减负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都做了不少努力，一些校长、老师和家长的观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蒋莉坦言，减负的整体效果还是不如人意，有一些学校仍在加班加点补课，有些学校综合实践类课程没有开足，一些学生，做作业要超过10点等等。正因为如此，减负还需要继续坚持。

　　让蒋莉深感无奈的是，这些年孩子的负担仍然很重很大一个原因是大人过强的控制欲和主导性，老师和家长从未减弱对孩子教育的那份“责任感”。因此，下一步的“减负”重点，蒋莉认为，是控制成年人的控制欲，让大人们“放权”。

　　比如，在上城区校外教育方面，将进一步推进改革，让孩子们在3点放学后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校外教育资源。蒋莉的想法是，“让孩子的脚先自由，脑子才能自由，让孩子自主起来，自己吃饭、走路上学、锻炼、安排和谁玩”。上城区有艺术、科技、体育和军事基地，想发展这些特长的孩子，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去这些基地。蒋莉说，现在最大的障碍，可能在于“学生的每一件事，家长都在包办”，为什么上下学自己不能走，要父母送？“父母和老师可以尝试探索让孩子怎样安全到学校。”因为交通安全问题，孩子失去了行走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时间管理的自由，非常可悲。

　　另外，她觉得，要让家长忙起来，多给家长办培训班。引导家长具有“大教育”的理念、掌握引导孩子成长的办法也是明年工作中要尝试和推行的一项工作。学校、家长、行政部分三方必须达成一致的规则，减负的效果才能更好。

来源：浙江在线-今日早报作者：高逸平金丹丹编辑：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