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向全省11个地市征集普通家庭因改革而改变生活的故事
当天，许多读者打进本报热线，他们中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花甲老人，也有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角色各异，却心声如一——
浙江在线11月26日讯 因为改革，她们家成了镇里第一个万元户，爸爸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因为改革，他才有机会把四个孩子都送入大学，一家六口的生活因此而逆袭……他们互不相识，散落在省内不同的地方，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点：个人的发展、家庭的命运，与一道道改革指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昨天，本报向全省11个地市发出征集令，征集11个普通家庭的35年故事。昨天一天，许多读者打进96068热线，这其中有曾分享到改革成果的花甲老人，也有和改革一起成长的年轻人；有退休教师，也有工厂老板。
说起那段历史，他们都心怀感念，回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讲述他们一家的故事和命运，分享改革如何改变各自的生活。
因为改革开放
我家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上午8:57，富阳35岁的江小姐第一个打进电话：对我家来说，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致富的机会。
我是富阳新登镇人。88、89年时，我家是镇上的第一个万元户。我们现在住的三层小楼就是那个时候造的，当时是村里第一家。电视机、录像机这些新奇玩意，家里也很早就买了。
怎么富起来的？80年代初不是可以做小本生意了嘛，我的父母就开始养鸡养鹅，当时他们可是第一批个体户。
辛苦是辛苦，但勤劳致富。那个时候，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串门，从萧山附近赶来向我爸取经，比如这些鸡得了什么病，那个行业能不能赚钱。
后来到了1994年，我爸就不做了，因为大家都推举他做村支书。那时，我们村里到镇里有条泥巴路，到处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路上都是积水，别说车了，人都没法下脚。我爸就带着大家把这条路修平，修宽。那个时候村里也没有电话，我爸就先拿出3000多元垫付上，把电话线也拉到村里了。
对这么多年来的变化，我爸是最有感触的，我1994年就到杭州读书工作了，后来呆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但每次回家，他都会给我讲这些事。说起那段经历，他每次都很激动。
国家政策好
儿子出国，女儿做老板
上午10:00，杭州69岁的何先生：国家政策好了，儿子才有机会移民出国，出去闯一闯。
我当兵复员后到了杭州无线电二厂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工厂效益不好，那时兴起了下海做生意，我就去庆春广场附近摆地摊，卖些皮带、短裤，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个百来元。
2000年左右，儿子女儿也长大了，儿子是学电子的，不是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出国吗，他也去了马来西亚留学学英语，几年后回来说想技术移民到加拿大。我说好啊，有机会就去，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放在以前，没有这个条件不说，出国哪有那么容易的。
儿子出国后，女儿和女婿也辞职了，说是要自己做老板，到嘉兴办化工厂，我也很赞成，形势好了，有政策，为啥不抓住机会发展呢？
现在，我就在他们的厂里做做事，我有时候会跟他们开开玩笑，以前是我养他们，现在，他们成老板了，轮到他们给我发工资了。
联产承包制让我放开手脚干
孩子们都培养成才了
中午11:40,富阳68岁的许先生：我把家里的四个小孩都培养成才了，不是赶上改革，想都不敢想。
我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他们一个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一个是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个是杭州师范大学，还有一个是建德师范学校的。
能把他们都培养出来都是因为土地承包这个政策。联产承包制以前，我在中学里当老师，一个月30.5元，老婆一个人在家种地挣工分，一天也就两三毛。这点钱，那个时候也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你说要让他们读大学，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不是土地改革吗，我家分到了6亩地，可以随便种东西，随便养点什么卖。我们就在地里种水稻，种茭白，种芦笋，反正什么能挣钱就种什么。还搞副业，养猪，种蘑菇，我老婆又在学校里开了个很小的副食店，卖糕点糖果贴补家用。
他们几个的学费都是这么一分一分攒出来的，要不是这几亩田地和这些副业，书肯定是念不出来的。现在他们几个有做医生的，有当老师的，我觉得也算让他们走出去了。
这么多年下来，艰辛是艰辛的，但好歹也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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