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设在东阳城区的徐经彬大师工作室，见不到热火朝天的“赶活”场景。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群木雕技工埋首雕琢，犹如文人伏案而作，全神贯注，静默寂然。银发披拂的七旬大师，坐在工作台前，看着自己的构思在工匠的雕刀下逐渐成形，时不时轻言细语地予以指点。
“我的工作室只创作精品，因为大师必须是精品创作的带头人。再说，我的年纪已不允许把精力浪费在低端产品之上了。趁现在还力有所逮，我要多留些精品在世间。”出于这一原因，这位东阳木雕界最年长的国家级大师，把孙子送到了同行的木雕作坊学艺，“学艺要从低端产品起步。我这里只生产精品，初学者缺乏练习机会，所以只能让同行多提携他。”
精品的缔造，永远有赖于创新；创新的成功，只能倚重于求实。
毫无疑问，无涯艺海中，徐经彬正是以“求实创新”为舟，以“精品创作”为楫，才成为了“工艺弄潮儿”——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严济慈对他的赞誉。
创新，成就薄浮雕“一代宗师”
火烧板、薄浮雕。在中国木雕界，这两者差不多已成为徐经彬的特色“符号”。
这两大强项，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1999年，经历“八年抗战”，徐经彬终于完成了原东阳竹编厂和原东阳经纬玩具厂的改制工作。作为“一肩挑两企”的计划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那8年让徐经彬饱受折磨；尤其是经纬玩具厂的债务清偿，可说是让他元气大损——在艺术天地里挥洒自如的他，本可以对此“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传统文人气质使然，他无法在这一人生节点“潇洒走一回”，于是用自己的作品与积蓄，偿还了所有债务，换来了内心清净坦荡。
命运的转折，让徐经彬既认清了体制的弊端，更探明了行业的痼疾。“因循守旧、不思创新，让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这对姐妹艺术，无法应对市场的变化莫测。”辩识病症的他，开出了良方——创新。“药引”，是他开设的东阳木雕首家个人工作室；“药材”，则是以火烧板与薄浮雕为主的新材料与新工艺。
薄浮雕，向来被视为“雕虫小技”，一般施用在装饰性小部件如门窗锁腰板上，内容多为传统吉祥图案与传统戏曲片断。“创新的一大手段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传统薄浮雕内容既然以‘工匠画’为主，那我就来个‘文人画’；传统薄浮雕形式是小件，那我就搞大件，把小花板改为大屏风。”话虽如此，行之不易。徐经彬设定的薄浮雕厚度只有3毫米，在如此厚度的木板上雕刻，不仅要避免伤肉、伤地，而且要体现强烈的层次感与立体感，这需要有非同凡响的功力。徐经彬小试牛刀，尝试创作了“林和靖赏梅”、“周敦颐爱莲”、“陶渊明喜菊”、“苏东坡玩砚”“文人四赏”薄浮雕，以高古瞻远的意境，清晰流畅的画面，一举获得成功。
随后，徐经彬向大型作品迈进。他酝酿良久，构思出一幅人物群像的《耕作图》，巧妙地突破时空局限，把传统农耕中耙耖、插秧、灌溉、割稻、打谷、进仓等几乎全年农事，浓缩在这幅长卷上，其以线立骨的工笔手法，把人物肌肉的张力、衣服破损的细节，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幅作品连获两个国家级银奖，被誉为“显示出东阳木雕薄浮雕的卓越技艺”。
但是，徐经彬追求的不仅是卓越，更是突破——向低于3毫米的“超薄浮雕”挑战。在翻阅无数名篇之后，他选定了《桃花源记》为蓝本，创作大型薄浮雕屏风《桃源叠翠》。历经数年，几易画稿，最终在雕刻深度仅2毫米的画板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层峦叠嶂、匹练飞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屋舍俨然”的盛世丰年吴越风情与桃源生活，达成了形神兼备的审美意蕴，被称为可与“千工床”媲美的“千工屏”。在2005年西博会上，《桃源叠翠》被评为金奖，随后获2009年首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浙江省工艺美术精品奖，被称为徐经彬艺术生涯中的“成熟之作、传世之作、顶尖之作”。
由此，徐经彬“大型人文薄浮雕”技艺流派得以形成，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薄浮雕一代宗师。
“创新，不是脱离实际，而是脚踏实地。”徐经彬不是个“接地气”的主儿，因为，他一直就站在大地上，进行艺术思考与实践。他在古民居保护考察中，发现新建的仿古建筑缺乏古老的“历史年代感”，这是因为木材短时间内难以产生色泽变异及木筋外露。面对这个连专业人士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徐经彬却非要啃一下这块硬骨头。他经过一年多时间试验，东阳木雕诞生了相对于传统木雕刀功雕刻和油漆上色外的第三种表面处理手段——火烧板木雕技法。借助这一手段，可以使木材拥有至少历经150年才能形成的沧桑感。这一发明成为东阳木雕有史以来第一项国家发明专利，运用此技术创作而成的火烧板大型木雕屏风《古越风情》，获深圳全国第二届文博会金奖。
创作，秉承精品化“人文至上”
看徐经彬的木雕作品，你会感受到沛然的人文气息，无论是精致的文人画题材，还是粗犷的自然界山水，都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木雕中的学者”，可谓是其作品的真实写照与个性标签。
这种现象，或许与徐经彬特殊的从艺经历有关。他并非木雕学徒出身，而是从书画研习起步。因家境艰难，他14岁就辍学习艺，由其父亲、时称“油漆状元”的徐嘉德悉心传授书画、油漆、雕塑技艺，打下了艺术基础。后来，徐嘉德有幸与东阳木雕界耆宿杜云松、马凤棠等，进中国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为徐经彬争取到旁听机会，为其今后的艺术造诣埋下伏笔。青年时期的徐经彬，辗转于巍山油漆社、巍山木雕厂、东阳木雕竹编工艺厂等任职，并被安排到巴基斯坦、叙利亚、前苏联等地开阔眼界……60余年，身处命运的波峰浪谷，徐经彬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不断充盈着自身的人文内蕴，并付诸创作，被誉为东阳木雕与竹编跨界运作的才子。他于上世纪80年代在城区蝴蝶山主持打造的“秀篁山庄”，在探得历代文人咏竹佳篇精髓的基础上，借鉴东阳传统营造技艺，把传统竹编用于建筑装饰，成为当时东城的地标建筑，深受当代物理学家、东阳乡贤严济慈先生的赞誉，并赠辞“工艺弄潮儿”。他设计制作的诸多竹编精品，至今堪为典范。
如何消弭木雕作品中的“匠气”，取而代之以“文气”，是徐经彬毕生探索的艺术命题。他从不愿顺手拈来古画名画作为画稿，而是师法古人，观照现实，力求原创。东阳木雕惯于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题材，经久演绎，至今不衰；他却独辟蹊径，走出书斋亲近大地，从司空见惯的江南民居、越地风情中寻找现实题材，使作品拥有了贴近性与亲和力。他创作的“江南农家”系列火烧板作品，包括“农家古居”“农家纺织”“农家小憩”，均以江南民居为背景，表现江南农家耕作、生活的场景，犹如清新小令，让人过目难忘。
而他的新作“十二生肖”系列，在雕刻技艺上恪守传统，但在题材演绎上，巧设背景，运用寓意，把动物融入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构成完整的画面，并用壁挂形式表现，突破了常规生肖木雕只能用圆雕技艺的圈囿，拓宽了传统题材的表现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我不追求高产，我只追求文化力。今后木雕界的竞争，不仅仅是技艺的竞争，更是文化力的竞争。”摒却浮华见真淳的他，深知“以一当十”的功效，以精耕细作为宗旨，所以从不为所谓的“收益”禁锢。但他对业界不以创新为重、而以材料至上的做法深感忧虑，因此，他总是以“廉价”的椴木、樟木等，表现诗意的题材、画面。当许多人在踏破铁鞋寻觅珍稀材料、绞尽脑汁应对材料涨价时，他却在评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后两年间，创作出了大型落地屏“高松舞云鹤”“漓江风光”“版纳风情”，以及三大立屏系列、两大壁挂系列等，以弥足珍贵的原创精神和人文气息，增益东阳木雕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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