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朱阿惠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对付着脚下一篮子蚕茧。
早在春秋战国时起，太湖岸边的先民们植桑养蚕，蓄鱼种稻，逐渐将太湖流域经营成了膏腴之地、国之仓庾。
浙江在线07月08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梁国瑞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核心提示：6月中旬，“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这套传承千年的古老生态农业模式，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乡泽国，这种地理环境并不利于植桑养蚕，但是这里孕育出中国最发达的蚕桑经济和品质最好的丝绸。重提“桑基鱼塘”，不仅是对古老种养模式的回顾和保护，更是对这种生态理念的思考和传承：如何在产业效益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求和谐相处的良方？
早在春秋战国时起，太湖岸边的纵溇横塘之间，就开始密布着棋盘式的水网农田。先民们植桑养蚕，蓄鱼种稻，逐渐将太湖流域经营成了膏腴之地、国之仓庾。
人们更习惯于用另外八个字来形容这里的肥美与富庶：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它精确地道出了太湖流域的三大宝：鱼、米、丝。直到上世纪90年代，南太湖流域不少地方仍保留着“三三制”的农业格局：鱼塘、桑地、粮田各占三分之一。
先民们的智慧，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显露无疑：掘池养鱼，塘基植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崇尚自然的天道思想落实在农业耕作上，正暗合了当下生态循环的理念。
精细，
如何产生高效？
荻港村，位于湖州南浔区和孚镇南部，紧依和孚漾，京杭大运河的支流穿村而过。河港两岸芦苇丛生，村子因而得名荻港，更有“苕溪渔隐”的美称。
从古村出发，走过横跨运河小桥，便进入河港纵横的蚬壳湾。62岁的朱阿惠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对付着脚下一篮子蚕茧。两个女儿到镇里工作以后，她就和丈夫费明华一起，守着蚬壳湾的两亩桑地和两亩鱼塘，每年养上两张蚕，靠着鱼桑过日子。
住在蚬壳湾里的，共有近110户人家。这里的1007亩桑地和鱼塘，已被划为“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核心保护区。来到蚬壳湾，满眼都是鱼塘和塘边的桑树，仍可见繁盛时的辉煌。然而，随着蚕桑收益日渐微薄，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放弃养蚕，转而外出，养鱼为业。
朱阿惠夫妇是少数仍坚持留下打理“桑基鱼塘”的村民之一。按植桑养蚕蓄鱼的要求，夫妻俩一年到头的安排，几乎可以用手指数过来：正月、二月要管理桑树，放养鱼苗；三四月为桑树施肥；五月养蚕，六月卖，蚕蛹用来喂鱼；七八月鱼塘清淤，用塘泥培固塘基；年底几个月除草喂鱼。
根据时节的变化统筹安排农事活动，正是“桑基鱼塘”的核心。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于明清时随蚕桑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基本成型。据明代归安县沈氏所著的《沈氏农书》记载：“池蓄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雍桑，鱼，岁终可以易米，蓄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可取得“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千年的智慧，至今体现着它的合理性——种桑、养蚕、养鱼相互配合，用“挖深鱼塘、垫高塘基、塘基植桑、池中养鱼、池埂种桑”的综合种养殖模式，通过鱼塘，把桑、蚕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化成高蛋白营养产品——鱼。
作为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典范，这种复合人工生态结构的实践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公认推广的一种低耗、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目前，湖州市传统“桑基鱼塘”主要集中在南浔区菱湖、和孚和吴兴区东林等三镇，面积10.8万亩，其中桑地6万亩，鱼塘4.8万亩。
古老，如何重现生机？
然而，这种古老的生态模式，却在近几十年逐渐衰落。“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大部分人都不这么做了。”费明华解释说，“一口鱼塘往往属于好几户人家，以前年年进行的鱼塘清淤就不再做了。”这样一来，鱼塘淤积严重，塘基更是纷纷颓圮。特别是近年来养蚕获利日薄之后，桑树的面积也开始大大减少。
“鱼塘像盆子，塘埂像棍子。”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员、《菱湖镇志》主编李惠民说，如今，鱼塘淤泥堆积变浅，塘埂也坍塌变窄，“‘桑基鱼塘’存在的范围已经大大萎缩。”
如今，只有菱湖镇的射中村，仍保留有一片原始模样——“处处停蚕箔，家家下渔签”，680亩“桑基鱼塘”自成天地，村民们循环着桑叶养蚕、蚕粪喂鱼、塘泥肥桑的绿色生态养殖模式。
与和孚相邻的菱湖，从明清时期起，就是太湖流域鱼米蚕桑最盛之地。清代经学大师俞樾在《菱湖镇志·序》中说：“水乡菱湖一镇，菱芡之饶，蟹稻之利，甲于湖郡，而尤以蚕桑为大宗。”清代湖州知府沈宝青也说：“(菱湖)茧丝之利最天下，才双之士冠一州。”若抛开单纯的地理概念，“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核心地带，或许就在菱湖。
2004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菱湖镇立碑“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综合养鱼研究和培训中心菱湖桑基鱼塘教育示范基地”。至此之后，每年参加培训的发展中国家水产技术人员，都会到菱湖镇特别是射中村参观考察。
“近年来，我们改造、修复了300亩鱼塘，还对老鱼塘进行修整，加固、筑宽了塘与塘之间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射中村党支部书记董魁富说，“桑基鱼塘”孕育了鱼文化、蚕桑丝绸文化、桥文化、船文化、古村落文化、耕读文化等丰厚的民俗民风和人文底蕴，她的保护与利用，将成为延续历史与文明的新节点。
“去年年底，我们又对130亩鱼塘进行了整修，修复塘埂623米，浇筑生产操作通道655米。今年3月初，补种新桑苗2.5万株，对区域内20亩毁桑种菜的桑地进行了恢复性种桑补助。考虑到无论茧价波动或是否养蚕，都必须保住桑树的旺盛态势，村里对桑地还进行了适当的保护性补偿。”董魁富说。
保护，如何带动效益？
保护“桑基鱼塘”的现实压力，来自于村民们对经济效益的考量。
“2008年开始，村里开始了大面积鱼塘改造。除了保留下来的680亩老鱼塘，新开的鱼塘边很少种桑。”董魁富说，改造前的鱼塘一般只养四大家鱼，一亩收入不超过1万元；改造后的鱼塘大多用于养殖特种水产，亩产值可达3万元。
养蚕量直接说明了这种变化：射中村最多时养有春蚕2000张，而今年只有601张，秋蚕则已基本没人愿意养。董魁富坦言，保留680亩老鱼塘，正是出于传承和保护“桑基鱼塘”的考虑。即便如此，也已经很少有村民愿意为鱼塘清淤。
“‘桑基鱼塘’的意义，是找到了一条既符合生产效益的需求，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共荣之路。如今，为了保护‘桑基鱼塘’而要让村民放弃经济效益，事实上也是种矛盾。”李惠民说。
南浔区农业局副局长吴忠丽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产生效益才有生产力，保护也才能长久。”
如今，南浔正在荻港村的1007亩核心保护区里，尝试着这种“产生效益的保护”。2011年，保护区的土地被从村民手中流转至村集体，今年3月，和孚镇出面，补种了4万株桑树，“以前，村民们养鱼的多，种桑的少，甚至毁桑种油菜。”和孚镇党政办主任吴健伟说。
“区里正在制定核心保护区的管理办法，到时候村里会与每户村民签订协议，加强对桑树的保护，不准随意破坏桑园。”吴忠丽说，鱼塘也将进行统一修复，“把杂乱的建筑拆除掉，把影响景观的坟墓搬迁出去。”
目前，南浔区已经委托两位专家研究核心区鱼塘的修复方案，“初步设想是建立小蚕公寓，通过试养等方式，让村民和游客参与进来；桑叶也会进行综合性开发，如桑芽菜、桑叶茶等。”吴忠丽说，对于“桑基鱼塘”的保护，“必须持续性发展，而非纯粹贴钱。”
位于核心区之外的射中村，村民们在传承中，也开始了新的尝试。走在菱湖镇的横塘阡陌之间可以发现，大片“桑基鱼塘”中间，不时会看到一些新景象：一些鱼塘周边，种植的已经不是桑树，而是果树甚至油菜。
“这些是‘果基鱼塘’、‘油基鱼塘’、‘菜基鱼塘’。”李惠民说，由于蚕桑效益渐低，村民们不得已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但这种模式仍然延续了‘桑基鱼塘’的生态循环理念，算是一种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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