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继续下行，已跌破50%的荣枯线至49.8%，PPI已连续35个月负增长。除受短期因素影响外，工业的持续胶着不振，更多地反映出我国“正在经受产业结构调整阵痛”。

　　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判断，这种阵痛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国产业结构性调整是未来一个阶段的常态化特征，这源于对我国工业发展阶段和世界工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她认为，这是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未来走向的关键前提。

　　一方面，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加速过渡的阶段。从一般规律来看，这种过渡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比较优势的重塑，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产业、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方式都会出现相应的变革。

　　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山雨欲来”。从全球范围来看，集群式技术创新大量涌现，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尤其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契机。

　　尤其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恰与我国工业化向中后期过渡、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历史性的交汇。这次新工业革命更为深刻的影响，则体现在“国家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和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

　　在权威专家看来，若能合理有效把握这次机会，中国实现的将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更有可能“弯道超车”，实现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赶超。“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导致我国被发达国家甩于身后。回首历史，我国已承受不起再次被甩开所带来的痛楚。”

　　大规模兼并重组正在到来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这主要源于我国的工业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而这些领域我国已非常成熟，产能达到或接近峰值。”李燕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道，面对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处于转换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

　　从投资趋势看，2014年，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平均投资增速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备受关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同比下降了5.9%，而高端装备、新兴领域的投资增速则远超工业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也佐证了我国工业正经历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趋势明显。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和驱动力就来自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李燕认为，兼并重组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调整，有利于实现我国工业比较优势的重塑。

　　兼并重组能实现企业间的战略、业务、制度、组织人事和企业文化的有效整合；兼并重组能够使得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人才、品牌、生产效率和规模的支撑，为企业实现新一轮发展提供驱动力；兼并重组还能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集中，也是解决目前面临的大规模产能过剩的“苦口良药”。

　　权威专家认为，我国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与之前我国企业过度竞争关系密切，而过度竞争则与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相关。这主要表现为“产业集中度不高，以及所带来产品同质化、生产规模和范围不合理、企业间缺乏协同性”。

　　“我国企业目前的确面临着集中度相对较低的问题。”李燕举例道，2013年我国粗钢生产企业CR10(销量排名前十名所占比重)只有39.4%，而同期韩国浦项制铁一家产能就占到韩国的60%；从2013年船舶行业的实际完工量来看，韩国前十家船企的集中度高达99%，日本是75%，我国低于50%。

　　李燕预估，经过此轮市场自发的兼并重组，我国在一些规模经济行业的生产将实现进一步的集中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华永道发布的《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报告也显示，我国企业已进入兼并重组活跃期：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交易数量高达6899宗，交易金额达到4072亿美元，交易活动的数量和金额环比均激增55%，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科技、工业、消费相关、原材料、金融服务成为并购交易的重点行业。

　　“国企改制将是未来一个阶段国内企业之间兼并重组的关键推动力。”权威专家预计，特别是央企将可能迎来大规模重组潮，预计未来几年将有如今的上百家缩减至60家以内，“兼并规模前所未有”。

　　新工业革命“曙光”破晓

　　“第三次工业革命恰恰与我国工业化向后期过渡出现历史性的交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王忠宏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伴随信息技术、制造革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和群体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助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从生产组织方式来看，“制造业的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和智能化将带来颠覆性影响。”经过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洗礼，上下游企业互联、区域内企业水平互联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联将成为现实，不同生产环节分工会呈现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这将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延时”效应将大大降低。在权威专家看来，过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延时”所带来的产需不协调将得到解决。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为缓解产能过剩“另辟新径”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新工业革命正在促生新的商业模式。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是进行集中生产，全球分销，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商业模式都是以厂商为中心开展的。

　　“真正意义上的以消费者为中心来临，中小规模企业成长空间巨大。个性化生产将成为大规模制造的重要替代、补充和增益，弥补传统大规模生产的不足。”王忠宏解释说，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体验和个性成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利润来源”，中小企业将能够实现小批量，甚至单件商品的定制化生产，并依然有利可图。

　　在李燕看来，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都会带来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革命，国家间比较优势、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国际竞争格局等发生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对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而美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打造“工业互联网”的最好解释。

　　产业变革仍需合理支持

　　尽管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深度应用刚刚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带有第三次工业革命“血统”，采用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我国生根发芽。

　　权威专家就举例道，位于广东顺德的一家家具企业已经初步完成信息化转型，开始个性化定制生产：根据消费者对家具尺寸、价位、风格等要求，将数据输入定制系统，系统列出多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家具样式，消费者做出选择后再由工厂组织生产。

　　在王忠宏看来，新型企业的出现，一方面源于产业结构调整倒逼企业升级，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已具备践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3D打印、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的实际应用也在加快推进，并且在物联网研发和标准上也基本与国际保持了同步。

　　并且，“具备较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向来是工业革命‘先发者’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王忠宏认为，我国不仅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巨大内需，还是工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产业聚集效应明显的“世界工厂”，这是我国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孵化出新型企业的最大优势。

　　权威专家对未来中国工业保持乐观，但也不无忧虑。尽管我国已进入技术创新活跃期，涌现出一批诸如华为、光启等高技术企业，但我国总体创新能力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仍以追随模仿创新为主，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依然不足，并且技术创新体系并不完善，导致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匮乏。

　　对此，李燕认为，无论是基于企业兼并重组，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的新型企业，在使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政府“有形之手”依然需要有所作为。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继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政府更多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释放民间资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同时在安全、环保、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等方面加以完善，强化执法监督和落实；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政策也需要由原来的倾斜性为主，转型为功能性、竞争性为主的产业政策。

　　“竞争性政策旨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通过普惠性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对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给予支持，对重点面向于未来产业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比如说工业物联网、国家信息物理系统、大众创业等给予支持。将产业政策的功能进一步聚焦到增强工业转型升级基础能力，激发企业创新和发展活力上来。”

　　“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也势在必行。”权威专家补充道，基于未来知识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我国需要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培养适合新一轮工业革命需求的人才队伍。(宫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