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如一面魔镜,既映照人类智慧之璀璨,亦暴露文明基因之缺陷。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命题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香农信息论将世界转化为比特洪流,而算法技术已深度介入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当“城市大脑”以数据神经网络实现实时响应,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技术工具”升级为“认知载体”,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在这面由代码与数据打磨而成的镜面中,我们将照见一个怎样的文明?
历史回响:技术进步的阴影从未消散
技术变革的阴影始终与文明相伴。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曙光初现,纺织机械的轰鸣声取代了手工织机的吱呀声。然而,历史的叙事往往只记载了文明的繁荣,却很少讲述那一代普通英国人“被牺牲掉”的命运。经济史上有一个令人警醒的专业名词——“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在工业革命最剧烈的几十年里,虽然人均产出暴涨,普通人的实际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工业城市的士兵平均身高不升反降,霍乱与伤寒横行,城里人的寿命反而低于农村。手工纺织匠——曾经的“劳工贵族”——收入在几十年内暴跌70%至80%,直接沦为赤贫。
1811年,英国诺丁汉的织袜工在绝望中聚集,要求恢复工资水平。抗议者还于夜色中潜入新纺织工厂,用大铁锤砸毁了数十架织袜机。这便是著名的卢德运动。彼时,机器正取代的这个群体牵扯到1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历史仿佛在重演。2023年7月13日,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发起了大罢工,起因在于人工智能可能取代演员和编剧的威胁。这不仅是好莱坞63年来首次全行业罢工,也被认为是人类抵抗人工智能威胁的首次集体行动。游行队伍中有人举起标语:“是时候毁掉AI了”。200余年前卢德派捣毁纺织机的怒吼,与今日民众对AI的焦虑遥相呼应。
然而,当下的挑战更为复杂。工业革命是用机器替代了“人的肌肉”,而正在发生的新一次产业革命则用算法和算力替代了“人的脑力”。当算法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当智能系统开始参与司法判决、医疗诊断、新闻生产、教育教学、代码编写甚至科研发现,技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已从体力劳动领域蔓延至智力劳动领域。人工智能在算法设计、数据训练、决策执行等环节中的不透明、歧视、责任模糊等问题日益凸显,技术内生风险和系统衍生风险交织叠加。
历史一再昭示:脱离人文驾驭的技术进步终将反噬社会。这面算法之镜照见的,不仅是效率与便利,更是文明在技术狂飙中可能付出的代价。
中国探索:在制度创新中锚定人文坐标
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正以“蹄疾步稳”之姿探索治理新范式。自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国家层面已将法治与伦理纳入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立法领域持续发力,已初步构建起一个涵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级,覆盖数据、算法、应用等多个维度的法律法规制度框架。
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始终将人工智能作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如杭州“城市大脑”从2006年建成全国首个数字城管平台,到如今升级为城管领域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智慧系统,用二十年时间打造了一座会思考、能感知、有温度的数字之城,相关做法已被复制到全国诸多城市。
然而,技术治理非政府独角戏,还需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生态。企业层面,美团试点“弹性配送时间”算法,将骑手安全纳入系统权重;阿里云建立AI伦理审查委员会,对高风险应用进行听证评估。社区层面,杭州某社区开发小程序,向居民解析民生应用的算法逻辑……这些“向善编程”的实践,正从个案探索逐步转为行业标准。
在更宏观的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连续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大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近年来,中国的一系列举措、方案立足“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智慧,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着中国智慧。这面算法之镜照见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重塑治理逻辑的勇气与智慧。
人文坚守:在算法洪流中守护人的主体性
然而,制度的防线终究是外在的。算法时代守护“人”的主体性,更需要回到人的内在——回到那些算法无法触及、无法模拟的生命体验。
在处理符号信息方面,人类完全称不上是人工智能的对手。如果人类狭隘地要与人工智能去竞争同样的能力,那么人类就必然在这场历史性的竞争中完败。智能时代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积极主动地利用AI技术提升人的智能,同时坚守人类社会的人文特性,并进一步发展人类自身独有的那种特质和能力。
那么,什么是人独有的?
人类所拥有的“意义感”,由此而产生的正义的力量、利他的力量、仁爱的力量,都是智能机器所不具备的。而更核心的原因在于,智能机器缺少生命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本质上又是由人所独有的情感决定的。人类关于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感,本质上来自于一种与生俱来的追求理想生活的天性,而这一能力的激活,需要各种真实的生命体验。真实的生命体验是真实的场景、情境、事件等一系列难以结构化的要素共同构建起来的。人类在无比多样化的、真实的自然环境中进化出来的具身感知能力,是AI所没有的。
没有真实感,就没有“意义感”。缺少真实感的意义感常常会流于虚幻甚至虚无,对于生命的厚度和韧性而言,反而是有害的。这些年我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沉溺于游戏或者网络的孩子,常常分不清真实与虚幻,对真实生命的意义理解也较为浅薄,很容易在遭遇真实挫折时做出错误的选择。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爱上真实世界,形成人类正常而坚实的真实感,塑造基于真实感的人生意义感。
我们还需警惕另一种危险:算法正在悄然重塑人类的认知方式与文化主体性。大模型正在成为新一代人的“知识权威”和“文化中介”。当前,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仍以英文互联网内容为主,其价值预设、叙事框架和审美标准深深烙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如果不能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知识、审美范式和价值理念转化成大模型可以“读取”的数字基因,中华文化就可能在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中“缺位”和“失语”。因此,我们不仅要让机器“学会”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语法,更要在数据底层注入“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在生成逻辑中涵养“意在言外”的审美张力。
未来路径:在张力中寻求第三条道路
我们最终追寻的,并非以算法替代人性,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间觅得文明存续的第三条道路。
这需要教育体系的根本变革。老师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拥有多少知识”,而是“如何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学校教育的重点应聚焦于AI技术无法替代的那些根本知识的教育——敦品立德的知识和获取知识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知识。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既通算法又懂伦理的复合型人才。
这需要让算法流淌道德的血液。算法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其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的选择、人类反馈的取向、算法逻辑的设计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将伦理内化于算法设计,将人民置于治理中心,将公平作为效率的同伴。算法可以计算效率,却无法衡量意义;可以优化配置,却无法理解牺牲;可以预测行为,却无法尊重自由。让算法回归工具,让人回归目的——这应当成为算法时代最基本的共识。
这更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觉醒与行动。在算法的镜面中,我们不仅要看见技术的辉煌,更要看见人的尊严。守住内心最坚定的那一块“自留地”——对真实生活的热爱、对美的感知、对意义的追问、对自由的向往——才无惧算力时代的世界变迁。
人工智能如一面魔镜。它映照出人类对效率的痴迷、对控制的渴望,也映照出我们对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的坚守。历史已经证明,脱离人文驾驭的技术进步终将反噬社会;现实正在提醒,算法奔腾处,人文不可缺席。使代码流淌道德血液,让机器学会敬畏生命,令数字时代的人类永葆仰望星空的权利——这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承诺。
(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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