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临安村门口的法律，是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从临安城区往南走，省道转乡道，二十来分钟就到了板桥镇上田村。村口有个文武馆，钱氏后裔世代习武的地方，旁边是文化礼堂。

　　礼堂里有一间屋子，门牌上写着“共享法庭”。推门进去，一台电脑，一块显示屏，一条数据线。屋子不大，桌上放着一本调解登记簿，我翻了几页，最近的一条记录是上个月的，处理结果栏画了一个勾。

　　村干部说，这间屋子从2018年9月挂上“微法庭”的牌子算起，已经八年了。

　　二十多年前，上田村还有“打架村”的说法，村子1900多人，500多人姓钱，祖传十八般武艺，民风彪悍，村民好斗喜争。时任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2017年处理过一件事，两兄弟争宅基地，他磨了一个多月嘴皮子，双方总算签了协议。结果当天晚上，其中一个兄弟的女儿打电话来，指出了他调解过程中几处不合规的地方，还说调解书没盖章也不对。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潘曙龙挂了电话，心里不是滋味。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法条怎么适用、权责怎么分、赔偿多少，真的不懂。”

　　这句话是共享法庭的起点。临安法院当时也在想同一个问题：法院是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等案子到了法院，事情往往已经闹大了。能不能把触角往前伸？法官不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但“一块显示屏、一条数据线、一台电脑终端”可以。

　　2018年9月，上田村挂上了全省第一块“微法庭”的牌子。

　　我找到了陶水根，他是第一批受益的村民之一。六十多岁的他，在一次帮忙办丧事的过程中被炮仗炸伤了眼睛，左眼诊断为盲目5级，前后治疗花费十余万元。炮仗的生产厂家远在湖南，陶水根知道该维权，但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权责怎么划分，找谁，怎么找。

　　在上田村的共享法庭里，庭务主任把陶水根和临安法院的指导法官连上了线。法官在屏幕那头做了专业分析，指导他跟厂家调解。远在湖南的厂家，也通过线上接入了调解。双方达成分摊赔偿的协议，做了司法确认。陶水根没请律师，没出村，赔偿款在约定时间内到账了。

　　如果没有这间屋子，陶水根会怎样？

　　他大概率会去临安城区找法院。从板桥镇上田村到临安城区，开车要二十多分钟。他眼睛受了伤，出门本来就不方便。就算到了法院，他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材料，该找哪个部门。对方厂家在湖南，他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件事拖上一年半载，最后不了了之的可能性很大。

　　共享法庭做的事，就是把这二十多分钟的路，变成了一间屋子的距离。

　　“微法庭”成立前，上田村的成讼案件年均25件左右，调撤率不到六成。成立后的第一年，成讼案件降到15件，调撤率升到了93.33%。

　　2021年，浙江在全省推广“微法庭”的经验，升级为“共享法庭”。到2026年，临安已经设立共享法庭358家，实现全区18个镇街317个村社全覆盖，2022年至今共指导调解矛盾纠纷13555件次，成功化解5411件，有效警情和万人成讼率连续四年下降，98.5%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出镇村。

　　如今，来自临安基层治理的幸福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花结果。2025年，浙江全省共享法庭参与指导调解50.13万余次，化解纠纷33.71万件，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协助执行45.44万件次。共享法庭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2026年，临安法院和安徽歙县法院在清凉峰自然保护区边界设立了跨省共享法庭，环境资源案件可以跨域调解，庭审全流程线上互通。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碰到几个在文化礼堂门口聊天的老人。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共享法庭是干什么的。一个大爷说：“就是有事可以去那个屋子找人说理的地方。”另一个阿姨补了一句：“不用跑临安了。”

　　这两句话，把共享法庭为何能让基层人民感受到幸福说得很清楚。一个普通村民遇到事的时候，知道该去哪儿。那个地方就在村里，门开着，有人能帮他连线，把道理讲清楚。

　　2026年1月，临安区委书记惠海涛到上田村调研时，在那间屋子里看了一遍运行机制和工作成效。他表示，要把共享法庭建设作为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途径，聚焦矛盾纠纷化解，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平安稳定工作基础。

　　这话是站在治理的角度说的。我站在陶水根们的角度想，道理其实更朴素。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了，很多东西从无到有，从试点到全省。但对一个六十多岁、眼睛受了伤、厂家远在湖南的老村民来说，法治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用请律师，不用出村，不用翻过一座山去找人说理。那间屋子就在那里，门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