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建宇

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科技体验馆内拍摄的“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王建宇近照。受访者供图

2016年8月15日“墨子号”发射成功后，王建宇舒心地笑了。 受访者供图

王建宇（前排右二）对研究生进行课题指导。 受访者供图

　　浙江在线9月30日讯（记者 谢丹颖 通讯员 薛雅文）王建宇头发全白了。

　　商业航天热潮翻涌的这几年，年近七旬的他，奔波于实验室、讲台、生产线，日程比身边的年轻人还满。

　　连他自己都数不清，这已经是第几次新的出发。于是便有了外人眼中的“跨界”。可他说，事情归根结底，不过是基于空间光电技术，换了一处场景、再向前的一步。

　　“对技术的追求、对技术使用的追求，无止境。”回望来路，这句话落成一串踏实的脚印：国际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我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实验卫星“太极一号”工程总师，再到创办企业，实现异轨星间激光通信，首次完成跨星座、跨轨道、跨厂商建链通信，打破国内跨系统星间数据传输壁垒……

　　“王建宇”三个字，几乎与空间光电探测领域的一次次“从0到1”绑在一起。

　　头衔越攒越多，他反倒越不爱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下称“杭高院”）的新生开学第一课上，他的PPT首页只署三个字：研究员。

　　在“放轻松地聊一聊”的两个多小时里，王建宇鲜少提及自己的高光时刻，提的更多的反而是有关失败，有关迷茫，以及那些豁然开朗的瞬间，那些漫漫人生路上撞见的科学之美、自然奥妙。

　　100次失败，101次重建

　　地面上的机器坏了，可以拆开、返厂、重装。而卫星离地几百公里，要尽可能把问题挡在地面。“航天还有窗口期，一拖就错过。”王建宇说，遇到难题连崩溃的工夫都没有，只能限时、限刻解决。即便是“履历漂亮”的王建宇，这条路也走得磕磕绊绊。

　　外行看火箭腾空、卫星入轨；内行知道，最险的垭口其实在有效载荷——卫星上真正“干活”的部分，不只“好用”，还要“管用”。

　　实验室摆着的那只真空罐，让王建宇想起“嫦娥一号”的星载激光高度仪。彼时我国激光器从未上过天。“地面测试一切正常，一进真空罐就出问题。”王建宇说，真空带来的失重、温差剧变、大能量冲击……无一不是拦路虎。把问题拆碎、把零件盯死，枯燥地重复测试是常态。

　　更磨人的是外太空环境无法预测，结果不到最后一刻不揭晓。2016年6月，“墨子号”通过出厂评审，启程前最后一次测试，一台激光器能量突然掉了20%。有人说80%也够用，“走吧，专列等着呢”。王建宇没让步：“做工程可不能止于99%。”

　　一旦停下，今年还能不能上天？谁也不知道。他扛住压力、步步排查，最终锁定症结：既非设计缺陷，也非器件问题，而是装配过程中残留的应力让光路偏移。正是这份对1%的不放松，设计寿命2年的“墨子号”在2个月后发射升空，硬是工作了9年7个月，直到今年年初才结束在轨工作。

　　2025年小年将近，“蓝碳一号”A星——这枚承载着浙江海洋碳汇监测使命的首颗卫星，终于走到了发射前最后测试的关口。负责载荷调试的年轻工程师只要测出一点偏差就急得坐立不安，连饭都顾不上吃。见过太多攻坚时刻的王建宇早已习以为常，反倒安慰他：“成功，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恨不得把设备砸了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离成功不远了。”

　　36年间，在一次一次“挺一挺”中，王建宇越来越清楚：航天工程注定艰难，办法却也简单：发现问题、应对它、找到答案。

　　2022年，王建宇入局商业航天，创立星遥光宇（常州）科技有限公司。谈及此，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团队，话里都没有“困难”二字，只有“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卫星越发越多，“星—星”对话成了星座能力的关键。同一轨道面内激光通信技术已成熟，硬骨头在异轨对接：相对运动更快、捕获跟踪更难、链路时刻在变，还得跨厂商、跨系统互通。

　　市场开门见山：“性能要比肩美国SpaceX‘星链’，速率连地面5G都不如的，不要。”

　　王建宇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星链在轨激光链路已是100Gbps级别，而当时我国在轨验证还停留在10Gbps。跟瞄精度、热控、调制解调几乎都要推倒重来。

　　可市场只认一条：便宜又好用。于是，团队又一次带着问题进实验室：精度不够提精度，功耗太大压功耗……2025年，星遥光宇研制的T2型异轨星间激光通信载荷在轨实现国内首次跨星座、跨轨道、跨厂商激光建链，3000公里距离跟踪精度优于2微弧度、零误码——把100Gbps最费劲的“对准”与“稳定”提前走通。

　　这份性情，他归因于自己“从小到大经历并不出彩”：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第一志愿是应用数学，却被杭州大学物理系录取；读研时恰逢出国潮，但阴差阳错没留成学，埋头扎进一个又一个国家任务。“既然接受了任务，我就认真做下去。”王建宇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走到今天，靠的无非就是踏实、坚持与责任心。

　　敢于从0开始

　　王建宇团队的实验室，白墙贴着白板，不宽的过道也挤着几块活动黑板，布满各种公式、抛物线。但他们常去的“办公室”是青海、西藏这些空气干净、人烟稀少、电磁干扰小的地方。

　　“和去旅游相比是天差地别。”王建宇眼中的青海湖是这样：海拔3200米的高处，风从湖面刮来，吹得帐篷哗哗响。他攥着记录本蹲在接收设备前，等20公里外的模拟光信号——热气球悬停在几十米高的夜空，带着发射设备，摇摇晃晃模拟卫星的随机漂移、姿态起伏。

　　这是“墨子号”发射前，团队给自己出的难题。

　　时间回到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团队实现13公里自由空间量子纠缠分发，证明光子能穿透等效大气厚度而不失纠缠。但天上呢？潘建伟去敲王建宇的门：“建宇，我想把量子实验搬到天上。这事全世界没人做过，我们做了就是国际领先。”

　　一个做量子物理，负责出题：要做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验证量子力学那套超距作用；一个做光电工程，负责解题：光子怎么发得出去、怎么瞄得准、怎么接得回来。两人一拍即合。

　　不同于常规“星—地”通信用微波——像手电筒的散光，照出去一大片，地面大致对着就行。他们要发的是光子：卫星掠过中国上空只有几分钟时间，地面站得精准接住。而且还要实现“一星对两站”，这两个站相距1203公里。其难度，如同从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往下扔硬币，要正好投进地面2个还在慢慢转动的储蓄罐投币口。“两地接住一比对，双方就对上了一串只有彼此知道的密钥，用它加密的信息谁也偷不走。”王建宇解释道。

　　就这样，以潘建伟为首席科学家、王建宇任工程常务副总师兼卫星总指挥、中科大牵头的联合队伍组建起来了。目标只有一个：研制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可国内没有如此高精准的对准跟踪技术。买？没人愿意卖。只能咬牙自己做。

　　2008年到2016年，8年，从零开始。地面测试、车载移动试验、高空模拟信号发射与接收，从算法、设计到器件、工艺、装配，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攻克。心里没底，团队不敢把载荷直接送上天，把设备挂上吊车、卡车，后来动用飞机，最后用起热气球，造一个“会动的东西”，练手到底瞄得准不准。

　　在王建宇的描述中，热气球升空后会随机旋转、颠簸、摇晃，比卫星本身的振动条件还严苛，“这等于故意给自己加难度，过了这一关，上卫星就稳了。”

　　所有设计几乎都扣着理论的极限在做。整个研制过程，争论无数，解决的问题也无数。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时，官方发的科学背景报告里，用一整段文字点评“墨子号”。王建宇说，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值得一辈子回味。

　　他记得导师薛永祺说过：做科研，如果用的都是教科书里的东西，那就不要做了。科研要的是原创、是引领。

　　这也是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原因。太空轨道与频率资源，先到先得。上世纪90年代初访美，摩托罗拉工作人员掏出砖头大的手机说它会取代座机，后来果然如此。在他看来，空间互联网短期内是地面互联网的组成部分。“一旦空间互联网成本更低，替代地面互联网是迟早的事。”如今在讲座、访谈中，他也总会提及“合作”：“很多航天器是通用的，各发各的航天器太浪费，应以城市群合力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不做科研，还能做什么？

　　杭高院开学第一课，王建宇没讲卫星、聊航天，他从牛顿说开去，讲科学家的争论和公式背后的故事。

　　“基础科学里最深的、最美的例子，就是牛顿。”在他的讲述中，一百万年前，人类就知道太阳东升西落，但不懂规律背后精确的数学结构。如今，让卫星上天，让“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在太空完成对接，依旧是遵循牛顿的公式。而且算对的不是分、不是秒，是百万分之一秒。“正是这种精确，让人类对自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是最令科研人倾倒的美。”

　　谈及手上的项目，即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他的认真——王建宇一定不是偶然撞上答案的人。团队一名成员还记得初见他的情形：那是10年前一次工程讨论，他犀利、专注，认真听每一个细节、不放过每一个差错，“以至于现在见他，我定是做足准备，而且仍会止不住地紧张。”

　　这份认真不止于物理。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了这位科学家不断成长的广阔天空，如此机会同样要给现在的年轻人。他把给年轻人上课，看得与做研究一样重。“让高深科技走进年轻人的世界很重要，只有把下一代培养好，科研才会后继有人。”王建宇说。

　　说起自己的团队，王建宇如此评价：都是悟性高、不张扬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才，个个都是在工程里历练出来的。”

　　他敢放手，是因为被“接”住过。王建宇常提起青海湖边那次外场实验，他因事提前离开，把任务交给彼时还是博士生的张亮。夜里电话响了，那头带着哭腔：运实验设备的小货车翻了。“我想，完了，实验没希望了。”在电话里安慰他们，大不了实验明年再做，准备叫他们回上海时，张亮却说仪器砸成了几瓣。只要所里再给这几个人、这几样备件，“我们能修好！”他们真的做到了。“比我做出仪器还高兴，因为年轻一辈成长起来了。”

　　那几年，团队总有人在出差，实现了多个“从0到1”，却没有一张集体照是“全家福”。

　　如今，王建宇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全力推进中高轨量子卫星项目，一批新的科学实验载荷进入工程攻关阶段，光钟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在高轨卫星上验证一台高精度的光钟，将对我国参与国际秒定义发挥巨大作用。

　　有学生曾问他：“如果不搞科研，您会做什么？”

　　他回答：“没想过。不做科研，我还能做什么？”

　　“我们团队每年都有数十个研究生进来，光学、机械、电气、热控等专业的都有。”团队成员赵帮健说，学生留在王院士团队，归根结底是认同团队选的物理目标，“我没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每天都在学新东西，他的物理让他不会变老。”

　　开学第一课最后，王建宇强调：做科研光有智商不够，还要情商和毅力，“遇到坎，聪明人容易绕，绕过去有小成就，难有大成就。很多事情，如果不是有个目标逼着你，你绝对不会花这么大力气去做，一个团队、一个社会，没有竞争就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