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和培育“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关于“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调研报告

　　浙江精神是浙江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

　　浙江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内涵的阐发，标志着浙江精神的自我激励从自发的追求走向了理性的自觉。浙江历史源远流长、人文荟萃，孕育了优秀的区域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代浙江精神是由七千年浙江历史所积淀并且不断吸收、融通各种外来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王世家的“保境安民”，到知府林启的“讲求实学”；无论是叶适为代表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永嘉学派，还是以陈亮为代表的“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无论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还是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无论是王充强烈的批判精神，还是王阳明的开拓创新思想，等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支撑着、推进着和引领着他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承前启后、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始终是浙江人民奋发向上的动力。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浙江精神凝炼成了自己的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浙江人具有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志向，善于在没有条件中创造条件，在没有机遇中创造机遇，不为困难所慑服，不因逆境而动摇。浙江历史的客观条件，培养了广大浙江先民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讲究实效的理性思维。这是浙江人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浙江精神中最具本质的东西。有人认为，浙江东临大海，悠久的海洋文明哺育了浙江人民海一样兼容并蓄的襟怀。同时，浙江又山峦连绵，哺育了浙江人民坚忍、刚毅、负重的优良品质。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化的勤勉淳朴和海洋文化的大气开拓的特质，形成了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强大内在动力。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优秀文化传承，更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的追求和向往。它一方面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寄情于人与人仁爱、人与社会和睦；另一方面培植“万物一体”的整体关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这种精神追求，使浙江历史上一直保持了较为和谐的状态。有人认为，浙江有悠久的重商传统，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浙江人笃信“义利双行”、“以利和义”的信条，形成了言必行、行必果的儒商文化。还有人认为，浙江的碧水青山孕育了无数坚贞不屈的气节之士，他们又反哺浙江使之增添了刚健有为的气度和坚贞不屈的气节。

　　总之，浙江精神的优秀历史传承不仅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而且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是丰富发展浙江精神的不竭源泉。

　　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能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被全面激活，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浙江精神对经济建设发挥了推动和支撑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加快发展的精神动力。浙江精神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热情，形成了浙江经济的活力，打造了浙江经济的实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浙江人不尚空谈，踏实苦干，讲求实效。面对质疑不争论，面对成绩不炫耀；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培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抓住了改革机遇，赢得了发展时间，形成了体制机制上的先发优势。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格局。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推动浙江经济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1978年到200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跃过万亿大关，由全国省区市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2%，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7.5%，由第14位上升到第4位。据国际竞争力评价权威机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浙江省在被评价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0位，是效力提升最快的地区之一。

　　浙江精神对社会发展发挥了凝聚和激励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财富。浙江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全面进步，这同样得益于浙江精神的引领作用。广大干部群众在浙江精神的旗帜下思想更加统一，目标更加坚定，步伐更加一致。全省上下心齐、气顺、劲足、实干，形成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生动局面。全省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年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5%，连续20年保持省区第1位。依据国家制定的评价标准，目前我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51.2%，居全国第4位、各省区之首。全省教育、卫生事业不断发展，成为全国省区中第一个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0%。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推进。

　　浙江精神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浙江精神的引领下，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促使各级党委、政府努力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同时，开展效能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应对重大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大大提高，在抗击“非典”、云娜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社会事件中，浙江精神的这种整合和激励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成为凝聚全省人民的灵魂。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省委适时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对浙江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据有关权威机构调研统计表明，我省人民群众的稳定感、安全感达到90%以上，全社会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浙江精神对文化建设发挥了引领和提升作用，成为浙江人民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自觉。浙江精神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浙江生动实践的成果，是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弘扬浙江精神的过程，就是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党员、教育群众的过程，就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过程。浙江精神提升了浙江文化的品位，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了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浙江精神贯穿于形势任务教育、主题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城乡精神文明创建等思想教育活动之中，坚持用浙江历史教育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人民，用浙江经验鼓舞人民，用浙江精神激励人民，使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深入贯彻《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弘扬浙江精神的过程，也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作为文化建设核心的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越来越成为浙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提炼浙江精神的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带动了市、县对当地精神的提炼弘扬，促进了地域文化建设。杭州市充分认识到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根”和“魂”，是城市文明的核心，通过大讨论，概括出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宁波市经过多次大讨论达成共识，确定了“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曾孕育出“四千精神”，为总结提炼浙江精神作出重要贡献的温台地区，也在进行新一轮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温州市提出了“敢为人先、民本和谐”的人文精神。绍兴市把区域优秀文化传统与新的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提炼出“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作敢为、创新创业”的新时期“胆剑精神”。嘉兴市提出了“敢为人先、和衷共济、负重拼搏、敬业奉献、振兴嘉兴”的嘉兴精神。金华市提出了“自信自强、负重拼搏、创新创业、奋力争先”的金华精神。丽水市提出了“勤劳质朴、坚忍不拔、负重拼搏、务实创新”的丽水精神，等等。在市地的带动下，县区也纷纷对本区域的优秀文化进行总结提炼，概括出各具特色的区域人文精神，如杭州市萧山区提出了“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绍兴县杨汛桥镇提出了“永不停步、永不放弃、永不满足”的精神，激励了全镇人民加快发展，一个镇就出了7家上市公司。全省广大企业、村镇、学校、社区在浙江精神的引领下，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提炼企业(村镇、学校、社区)精神，进一步提升了区域文化，让广大群众形成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增强了文化软实力。

　　大家认为，“十六字”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已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是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后的实践中还应进一步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