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推进生态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

“生态的优势不能丢”

2002年11月1日，西子湖畔，省政府常务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刚来浙江不到一个月的代省长习近平。审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他的一番总结讲话，让大家为之一振，豁然开朗。

习近平说，治理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

时任省环保局局长张鸿铭回忆说：“当时，会上讨论很热烈，大家总体支持，但觉得措施、投入和实施的时间要考虑经济发展，总之是有些顾虑。”

习近平的一番话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高瞻远瞩”，这是当时大家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书记特别关心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讲，在省内讲，在省外讲，到国外考察时也讲。”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张曦说，“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他的生态文明理念一以贯之。”

“一到浙江，习书记就着手谋划生态省建设。”时任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生态省建设，既是他生态文明理念的系统体现，也基于他大量调研后对浙江省情的深刻认识。”

2002年11月21日，习近平任省委书记。24日，他就带队前往丽水调研。

地处浙西南的丽水，是浙江陆地面积最大的市，也是生态质量最好的地方，但因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相比当时全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发展明显滞后。

刚到浙江工作不久，习近平就提出，尽早安排到丽水看一看。

2002年11月25日，午饭过后，习近平在景宁宾馆与当地干部们座谈。时任景宁县委书记林一汇报说，景宁准备立足畲乡特色、山区特点、后发特征来谋求发展，提出了“创畲乡生态优势，建风情旅游名城”的想法。

习近平说，“生态的优势不能丢，这是工业化地区和当时没有注意生态保护的地区，在后工业化时代最感到后悔莫及的事情”“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坐在会场里，时任景宁县委副书记彭岳舜的心情，从忐忑变得坚定：“之前，景宁经历了3个多月的思想大讨论，对于要不要工业，怎么确定发展方向，大家有过犹豫。习书记的话，彻底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在连续3天的调研走访中，看到丽水“秀山丽水，天生丽质，资源丰富”，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是加快发展的潜在条件。

2002年12月30日，习近平又来到浙江另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同样具有生态优势的山区大市衢州。他对当地领导干部说，“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衢州有生态优势和传统农产品优势”“要坚持绿色导向，发展生态农业”“争取山窝里飞出更多的‘金凤凰’”。

在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调研时，习近平同样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2002年12月15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萧山区调研。他明确要求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使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习近平认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冲突时，“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着力推进生态省建设。从方案起草、体系设计、规划论证到建设推进，他亲力亲为，全程参与。生态省建设成为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突破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把绿色发展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展示了他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

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全球经济开始遭遇“增长的极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开始成为全球共识。

同时，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21世纪初，我国已经进入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快速发展难度加大，资源环境的制约也更加明显。

这种“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浙江最先感受到。作为经济大省、出口大省，于内，浙江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于外，浙江出口贸易越来越多地面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挑战。

当时的浙江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经济总量争取比2000年翻两番。习近平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高增长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剧增，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反过来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发展不能竭泽而渔，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子孙后代也难以为继。”习近平说，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营老路，“国家政策不允许，资源环境不允许，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习近平深刻总结了浙江生态建设的“现有优势”和“潜在优势”，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成为“八八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2年12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他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努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个月后，在习近平直接推动下，浙江成为继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之后，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2003年3月18日，《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京通过专家论证。纲要提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十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

2003年7月11日，浙江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亲自作动员讲话，宣示生态省建设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说：“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又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当年参与生态省建设调研、设计的同志感叹说，生态省建设设计非常周密，四梁八柱是“五大体系”“十大工程”，而贯穿其中的重点就是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

“从那以后，不管是开会还是调研，习书记更是经常强调生态省建设。”张曦印象深刻的是，“习书记经常说，生态省建设不是就生态讲生态，而是要融入到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工作中。”

随着生态省建设的推进，浙江的发展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让浙江抓住了本世纪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赢得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此后，浙江每年都会召开各个层次的会议，总结生态省建设成效，分析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对这项工作一直常抓不懈，像“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等一些基础性工程亲自抓、动真格。

“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

“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早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时，习近平就将环境污染整治，当成生态省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标志性工作。

为了加快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素，2004年10月，浙江开启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当年浙江省政府划定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特别突出的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

2005年9月5日，钱塘江畔。

习近平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衢江的水环境整治状况，在富阳、建德、衢江等地考察了一些企业和污水处理厂，在衢州主持召开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衢江区沈家经济开发区。“习书记在我们公司考察了大约20分钟，有关环保的问题，提了好多次。”衢州英特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小忠回忆说，“他问我们，废水怎么处理，投入多少，听得很仔细。他还跟我们说，企业效益再好，也要增强环保意识，要保护好钱塘江水源。”

沈家经济开发区共有49家化工企业，化工废水一度直排进入乌溪江，再通过衢江进入钱塘江上游，对钱塘江流域造成很大污染。为处理废水，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于2003年10月开始试运行。

当天，习近平还来到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的每一道流程、工艺，习书记都仔细看了一遍。”时任沈家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员兰季丰回忆说，面积不大的污水处理厂，习近平看了大约半个小时。

很早之前，习近平就“打算来看一下钱塘江流域的污染整治工作”。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世纪初，随着流域内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塘江水污染日趋严重。江南水乡缺水喝，这是当时浙江水环境的突出表现。

“钱塘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域内1400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到我省生态省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在随后举行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整治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肯定我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整治迫在眉睫。

《2003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时的浙江八大水系，除了瓯江、飞云江以外，其余六大水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环境污染，其中污染最严重的鳌江水系，“大部分干流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无法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椒江水系中，仅有38.5%的断面水质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八大水系的污染，主要源自化工、医药、制革、印染、味精、水泥、冶炼、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在温州，平阳水头制革基地的污水排放，使鳌江成了劣Ⅴ类水体；在金华，延续20多年的永康“小冶炼”，“富了几家、害了大家”……

根据这个情况，浙江当时划定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市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

“811”整治行动，意在通过3年努力，整治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企业，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环境执法和监测。对于无法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将一律实行停产治理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达标无望的坚决予以关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鸿铭被派往台州任市长，“习书记跟我说，‘811’行动，全省11顶帽子有3顶在台州，你是省环保局长，你去那里，先把帽子摘掉。”

位于黄岩王西、外东浦区块的化工医药基地，是台州市3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之一，废气、废水等“三废”污染严重。“黄岩当时是全国17个部级化工基地之一，特别是医化产业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约35%。”时任黄岩区副区长吴继业回忆说，这些医化企业基本集中在王西、外东浦区块，数量多达48家，年产值接近20亿元。

“811”行动开始后，黄岩区壮士断腕，坚决关停、搬迁这一片区的化工企业，整治力度前所未有。2006年底，王西、外东浦区块通过了省整治办验收，摘掉了污染帽子。“经过这一轮整治，黄岩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化工产业占比明显下降，模具等新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吴继业说。

在随后几年席卷全省的“811”行动中，通过关停转迁、技术改造等措施，全省各地的化工、制革、印染等9个重点行业和710项重点工业项目得到集中整治。

到2007年，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县以上城市污水、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率先建成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促使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明显增强，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说，避免新的污染，治本之策是发展循环经济。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2005年6月21日，《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出炉。

环境污染整治侧重于过程后处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过程前处理。习近平说，“生态省建设就是要把全过程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

有个细节，至今为浙江干部们津津乐道。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小组，但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并不多。习近平亲自担任了建设生态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组长。

为什么亲自担任这两个组长？在2006年8月2日考察南太湖开发治理工作时，习近平解释说，“因为这些工作都是要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的。”

为子孙后代负历史责任，这是何等的情怀！浙江人民至今还记得习近平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让浙江干部群众感慨和振奋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