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6日，习近平在杭州察看和调研春节市场供应情况。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摄

“树立绿色GDP观念”

要建立健全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按照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省建设要求，树立绿色GDP观念，探索绿色GDP核算，推行生态审计制度，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绩考核制度，将建设生态省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

“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

浙江广大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绿色政绩观”。他说，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金华调研。

当地干部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HDR。他说，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当时，习近平已经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部分领导干部在对GDP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唯GDP，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有的干脆不要GDP，认为GDP误导了干部创造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GDP，正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很多浙江干部回忆说，“习书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阐述，扭转我们的政绩观。”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郑荣胜说，当时的淳安，坐拥千岛湖的良好生态，却是欠发达县，干部群众发展经济愿望十分强烈，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

他回忆说，“习书记在浙江期间，20多次到淳安调研，反复告诫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

郑荣胜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的‘绿色政绩观’，惊醒了淳安的干部群众。”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经常赴基层指导各地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太湖，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是上海和杭嘉湖、苏锡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也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个城市的“心脏”。在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支撑的同时，太湖一度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1991年起，国家启动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发起“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太湖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但进入21世纪，相关部门监测结果却表明，太湖水质再次恶化。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当时湖畔的水泥厂、印染厂还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滨湖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湖州人戏称“身处太湖不见湖”。

“南太湖开发问题一直是我脑子里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说，“治理南太湖，加强水资源保护，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2006年8月2日，湖州长兜港海事码头。习近平登船前往无锡，横穿整个太湖。从无锡回来，他又到长兴太湖畔调研。当天下午，习近平在长兴行政中心听取湖州市关于南太湖综合治理及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环太湖一圈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别的地方开发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里还是原生态，本身就是个宝，如果把原生态适度开发以后，变成一个旅游产业，更是个宝。作为旅游业发展起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贡献，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腾笼换鸟。所以我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南太湖的开发，要高、新、特，不能搞成败笔，败笔就是一般化，一般化就没人来，不仅没人来，反而把原生态给破坏了。总之，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当时，湖州对于南太湖是否要关停工厂搞旅游业，正举棋不定。“关停搬迁工厂需要大笔资金，更何况关了之后当地财政税收会大受影响。”时任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回忆说，习近平的讲话坚定了南太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的决心。

“南太湖开发，不要这个是长兴的、那个是吴兴的，它可以分片开发，但一定是一个统筹的规划，统一的特点，不能是一个个小而全、不相干，也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习近平的嘱托，至今仍回荡在湖州人的耳边。

南太湖畔，巨变由此开启。

2007年，湖州制定太湖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案，当年12月正式启动，既解决了南太湖湖岸生活污染问题，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2008年，南太湖度假区区域启动截污纳管工程。2010年起，水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陆续关停。2012年，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同时对苕溪两岸养殖业污染进行整治，并关停矿山，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上游来水水质问题。

2010年6月，长兴成立西太湖旅游度假区，后更名为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遵照习近平“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的要求，近年来，度假区先后拒绝了30多个项目，2015年引进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大型生态旅游项目。

如今的南太湖，绝佳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精品酒店、主题湿地、水上旅游、影视文化、健康养生、婚庆和体育运动等旅游业态欣欣向荣，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2014年6月，湖州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按照建设方案，湖州要打造绿色发展先导区、生态宜居模范区、合作交流先行区、制度创新实验区，先行先试，着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湖州模式”。

“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2005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任务。”当年4月5日，习近平在全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态补偿机制政策。2007年，全省八大水系的45个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不能批。”2005年9月5日，习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倒逼”。

2005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2005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接连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此，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全省沿着生态文明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习近平专程来新昌，考察了新昌日发集团、京新药业公司等，语重心长地告诉当地干部和企业家，“单纯的GDP增长，或者说经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是不科学的发展。因为生态环境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难以为继的，同时也会引起人民群众很大的意见和强烈的反响。”

他特别强调，“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个纠纷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增长不是发展，发展不是无节制的，发展应该是与人协调、与环境和谐的发展。过去，我们环保意识不太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太重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太强烈。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环保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都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环保工作仍然不闻不问，甚至对环境污染行为不加控制和制止，人民群众就会以不同形式来要求我们去整治。”

时任新昌县副县长罗国安回忆说：“县里为此专门出台了《新昌江流域环境污染整治方案》，严格环境准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禁止落地；同时还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测，严查环境违法行为。”2006年，新昌财政收入约10亿元，但用于环境整治的“还债”费用却超过11亿元。也是从那时起，新昌走上了科技立县、创新强县之路。

透过一些苗头性的事件，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发展与保护关系动态把握不到位，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慢了一些，就认为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能力不行。但如果一个地区下面‘鸡飞狗跳’，上面‘惊天动地’，即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再快，也是无济于事、得不偿失的。所以，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在2006年3月24日的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法制，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生态省建设。“当务之急是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知法、懂法，努力做遵守法律法规的模范，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环保等职能部门要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守土有责，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对环境违法行为要做到抬头一起、狠刹一起，发现一件、严打一片，抓住典型，教育一片，常抓不懈，取信于民。

此后，浙江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上执法更严、立法更全，以法治促生态建设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一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全面实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等行动持续开展，强化经济处罚、停产整治、挂牌督办、区域限批、行政约谈等措施，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2013年至今年6月底，全省环保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46436件，罚款22.0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今年3月，国家环保部专门发文，向全国通报表扬浙江省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环境执法力度保持全国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