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必须始终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作为改革的基础，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习近平

　　有人说，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浙江的老百姓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对于这一点，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就在2003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来了之后感受很深。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一直注重调动各方推动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尊重支持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

　　时任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的吴易，珍藏着一张15年前和习近平的集体合影，“那是2002年12月26日，习书记第一次来义乌国际商贸城调研”。

　　当时的义乌，市场成交额徘徊不前，“小商品、大市场”的光环似乎正在褪去，多数商户不懂外贸、不会电商，只知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以至于有人断言：义乌市场活不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这其实反映了义乌市场粗放贸易方式面临的危机，它逼着我们重新探索义乌市场的转型发展路径。”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告诉记者，义乌当时提出来，要继续秉持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机遇，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并为此新建了国际商贸城。

　　与老市场相比，国际商贸城户户有宽带，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嫁接提升传统市场，实现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功能对接。但对这个新市场当时争议很多，吴易坦言：“从上到下对义乌国际商贸城要不要造、怎么造都有不同看法，不少商户也持观望态度。在大家看来，新市场到底行不行就看一件事——省委书记、省长会不会来。”

　　“没想到习书记亲自来了。那天是2002年12月26日，在考察了玩具、饰品、工艺品等3个楼层的交易区并听取汇报后，习书记对义乌国际商贸城给予‘建得有档次，看了以后令人振奋’的高度评价，临走时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影。我本来站得远远的，习书记还主动招呼我站到他身边一起拍照。”回忆往事，已年过六旬的吴易依然难掩激动，“这是习书记对我们基层探索的肯定啊！后来市场的发展也证明我们当初干对了。”

　　今天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外贸出口从2010年的193.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2201.6亿元，实现了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变，当年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愿景已然成为现实。

　　不仅做改革的促进派，更当改革的实干家。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更善于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他一向主张，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搞试点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取得若干经验后再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

　　发轫于瑞安的“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改革试点，是习近平这一改革思想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瑞安大批农民离土离乡、办厂经商。一些农民流转别人的承包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始萌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形成。不过这些经营主体面临缺信息、缺技术、缺销路等问题，即便2001年瑞安就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服务的需求。

　　一向敢想敢干的瑞安人在“专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高层次的“综合合作”，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将农民合作社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2005年6月，瑞安开始筹划这一改革。

　　当时瑞安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省遇到的问题。进入新世纪，浙江农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习近平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路。2006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

　　听说“习书记都发话了”，瑞安农村合作组织筹建工作快马加鞭，2个月后正式宣告成立。

　　合作组织由农村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和1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基本会员单位组成。“由农村金融合作机构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问题，由供销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市场问题，由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农业产业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时任瑞安市委书记葛益平介绍道。

　　“对于这种新颖的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习书记给予了充分鼓励。”葛益平说，“有一次，在之江饭店开会，会议前习书记已经走了几级台阶上楼了，隔老远又回转身来，叫我过去，‘你们瑞安三位一体做得不错，下次省里要专门去开一个现场会。’我忍不住问，‘您亲自来吗？’习书记说，‘肯定来！’”

　　2006年底，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在瑞安召开，习近平如约到会。会上，他表扬瑞安积极破题，进行了有效探索，创造了经验，并向全省发出号召：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使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随后，“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18个县（市、区）的试点全面展开。

　　今天，这项改革已推广到全省，还写进了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亲自发现、总结了许多像瑞安“三位一体”这样的基层改革经验，极大激发了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热情。从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到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基层“民主恳谈”到村务监督，从以人为本、“防、避、抢”结合的防台方针到以“不死人、少伤人”为目标的防台救灾制度，从针对浙江自然灾害频发而设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到农村住房保险……浙江的改革如钱江潮水，生生不息。

　　实践率先突破之后，如何将成熟的经验转化为成型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习近平既鼓励率先突破，也重视率先规范。

　　在2003年5月26日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向与会人员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和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注重通过立法创新彻底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规范和完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新举措，成为浙江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2004年11月，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类特殊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成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一年后，习近平在武义调研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情况时指出：“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要总结经验，继续深化，不断完善”。之后，这项工作很快在全省推开。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使得浙江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上升为一项法定制度。

　　今年6月，“后陈经验”再次出现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坚持和发展‘后陈经验’，健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良性互动。”如今，这一从农村基层萌芽的改革创新仍在蓬勃生长，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