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小时困在车里，车身被涂鸦、玻璃遭拍打、轮胎被放气。当起哄嬉闹越过边界，围堵、损毁车辆接踵而至，一场城市里的集体玩乐，演变成了针对普通人的侵扰事件。
10月31日晚上，武汉江汉路，一名网约车司机按平台导航驶入一条并未实施交通管制的机动车道，被人流围困了约4个小时。车身被堆放饮料瓶和垃圾，有人按压轮胎气门芯，有人手拍后视镜，司机只能坐在车内，眼看着自己的车被人群当作“节日道具”肆意摆弄。随后，警方对涉事周某某予以治安处罚，对另外三人批评教育。
当狂欢的人群把一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变成集体取乐的对象，边界究竟是在哪一步被踩碎的？
首先要厘清的是，“狂欢”不产生任何侵扰的豁免权。司机按导航驶入未管制路段，车辆拥有正当路权；拥堵的根源在于人群占道，而不是这辆“误入”的车。往车上扔垃圾、涂鸦、放气，民事上构成对财产权乃至人格尊严的侵害，行为人须赔偿清洗、维修费用及误工损失；行政上属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寻衅滋事，可处拘留、罚款；如果损失达到追诉标准或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多人共同实施、具体侵权人难以逐一确定时，民法典第1170条还规定了连带责任的适用空间。“混在人群中”不是责任的消解器，恰恰是法律需要逐一厘清的对象。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普通人在狂欢场景中容易丢失边界感？在社会心理学中，“去个人化”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框架：当人置身群体，匿名感上升，自我意识下降，个人基于羞耻、恐惧和道德约束的行为抑制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做出独处时不会做的越轨行为。与此同时，“责任分散”让个体觉得“这么多人都在做，出了事也不只我一个”。起哄围观则进一步完成了从“看”到“做”的转化：有人施为，有人记录，有人喝彩，侵扰便从个人越轨变成了一场集体表演。司机被困四小时的漫长过程，正是这种心理机制持续运转、边界一寸寸后退的过程。
责任划分也因此不能止于“抓了谁、罚了谁”。在群体性事件中，组织煽动者、积极实施者与一般围观者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治安处罚和批评教育针对的是已查实的个体行为，而民事连带责任则为受害人提供了向共同侵权人求偿的通道。“法不责众”从来不是法律原则，只是违法者对自己的心理安慰。
此外，大型聚集活动的管理责任不应缺位。依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承办者负有告知交通管制、配备安全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及时制止妨碍安全行为的法定义务。一场预计吸引大量人流的活动，即便未达到法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许可门槛，组织方和交管部门对周边道路通行状况的预判、对导航平台的信息推送，也不该留下一段“无人预警、无人管制、无人疏导”的空白。让一辆网约车和一名司机，用4个小时的被困来承担管理缺位的代价，这显然极其不合理。
狂欢的意义在于释放，而不是把另一个人变成释放的对象。大型聚集活动，事前要有风险研判预警，事中要有现场疏导、快速处置，事后要有责任追溯。无论是参与聚会狂欢的市民，还是城市治理的各方主体，都需警惕：有序的热闹才可持续，守住法律底线、尊重每一个普通人，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才会温暖而安全。
关注小新说，了解更多新闻。（文/李心怡 剪辑/陈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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