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总部一期的骨髓移植中心移植层流病房里，有一群患者正经历一场看不见的殊死斗争——他们体内，一支经过“特殊武装”的免疫细胞军队正迅速壮大，对埋伏的癌细胞予以精准打击。一个多月后，抗癌多年的他们就有望走出病房，宣告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
给免疫细胞装上“新型武器”的是浙大一院院长、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黄河教授团队。近年来，他们运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CAR-T）疗法，为不计其数的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生。
眼下，被寄予厚望的细胞治疗技术正在向新的高峰挺进——不久前，团队发表在《自然》的一项研究报告了迄今为止难治复发淋巴瘤高缓解率和低毒副反应最好的结果：此前，同类产品的完全缓解率仅有50%左右，团队运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抑制T细胞功能的PD1位点，引入CAR基因，将这一数字提高到了惊人的87.5%。
“在人体内，T细胞承担着识别异常细胞的功能，一旦它的识别能力被肿瘤细胞钝化，癌症就可能乘虚而入。”上午门诊的间隙，黄河在诊室里向记者详细解释了CAR-T细胞疗法的工作原理，“我们做的就是找到肿瘤细胞的特殊表达靶点，再用基因工程的手段，把特异抗原导入到患者的T细胞内，让T细胞能够‘点对点’地识别、杀死肿瘤细胞。”
十年前，美国的一项临床突破让CAR-T细胞技术进入了全球医学研究者的视野。到如今，中国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临床研究数量居全球第一，实力已经能与美国并跑——这其中，数座里程碑在浙一诞生。
恶性淋巴瘤完全缓解率87.5%、急性白血病2年总体生存率83.3%、多发性骨髓瘤总体反应率93%——每一个数字背后，都代表着团队国际领先的治疗水准，也意味着更多生命获得了挽救。
在黄河看来，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基础和临床的共同发力。
“我们的科研目标既包括发现新的靶点，增强现有CAR-T产品的功效，研究制备通用型CAR-T细胞，也包括在这些过程中，从基础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索CAR-T细胞的作用机制、重要并发症的防治策略等。”黄河说。
良渚实验室。资料图
每天，基础与临床的“合唱”都在一个屋檐下上演。从浙大一院总部一期病房一路向西走，经过一条长长的连廊，记者推开了良渚实验室血液与免疫研究中心的大门，整齐划一的诊室和病房被大片的实验区域取代——科学家们正是把在临床发现的问题带回了这里，融入到下一步的科研工作中。
实验室里，一位年轻的博士研究员正在进行一项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我正在观察肿瘤细胞膜上的CD7靶点。”她一边将载玻片小心地送入流式分析仪里，一边向记者介绍，“CD7 CAR-T细胞可能‘误伤’同样表达CD7靶点的正常T细胞，导致患者出现严重免疫缺陷，我们的课题希望找到一种方法，减轻这类毒副作用。”
从这里诞生的科学发现，将被送往合作企业的实验室里，进一步论证、完善，制备成产品，最终回馈到患者身上。眼下，浙大一院还在积极创建国家医学中心，未来，产学研用更有望在此深度融合，一体化布局。
CAR-T细胞疗法是否可能用于治疗血液系统肿瘤之外的癌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实体肿瘤的物理屏障更难被“攻破”，且肿瘤内部的微环境不利于免疫细胞工作，实体瘤CAR-T细胞疗法都进展缓慢。
然而在最近几年，浙大一院党委书记、长期从事肝胆胰复杂疑难疾病诊治的学科带头人梁廷波教授看到了“转折点”。他的团队致力于将新一代CAR-T细胞疗法应用于晚期肝癌和胰腺癌患者，经过几年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
比如，在克服肿瘤微环境对CAR-T细胞的影响方面，团队近期发表在肿瘤免疫治疗学会官方期刊上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抑制策略，能够使得CAR-T细胞在“敌军”内部保持高强度杀伤力的同时持久地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对肿瘤的长期控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CAR-T治疗实体瘤的临床试验也在浙大一院陆续开展，涵盖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结直肠癌等主要癌种。在其中一项针对肝癌的研究中，大多数患者经过治疗后肿瘤均有显著缩小，部分患者甚至达到了90%以上的深度缓解。这在以往是极难见到的。
手术台上、无影灯下，梁廷波曾为数千位肝胆胰肿瘤患者主刀，然而一旦肿瘤复发或在远处播撒，外科干预往往就显得无力，这让他更加坚定要将CAR-T细胞疗法等更多的新技术成果尽快实现临床转化。“我希望我们的医学手段不只停留在帮助患者延长几个月或几年的生命，而要给予他们治愈的可能和长久的健康。”他说，“打通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使科研攻关和治病救人紧密结合，是医疗创新发展的历史责任和必由之路；前端连着基础研究，后端连着转化应用，这将是未来医院的终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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