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27日讯(记者 陈宁 徐坊)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城市名单,明确在全国布局81个试点城市,我省湖州、台州、金华三地入选。
城市医疗集团,是城市医联体的重要形式。在医改进程中,无论是城市医院“牵手”县级医院的“双下沉”模式、还是县级医院统筹管理乡镇卫生院的县域医共体,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那么,改革方向“瞄准”城市的医联体,如何联动医疗资源?
在此轮紧密型试点启动之前,浙江的不少城市已经开始医联体模式的探索,改革过程中有收获也有难点。记者走访了较早试水城市医联体模式的杭州、此轮试点城市湖州,以及相关专家。
网格化,医疗布局新名词
该怎么理解城市医联体这个新概念?早在今年年初,国家六部委就已经公布了《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有一个高频词能够很好概括它的内涵——网格。
根据方案,城市医联体将根据地缘关系、人口分布、疾病谱、医疗资源现状等因素,规划覆盖辖区内所有常住人口的网格。
换句话说,不同于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网格,城市医联体的网格是重新规划的,而且以辖区内的医疗资源分布、居民健康状况为划分导向;一个网格内布局一个医联体,包括一家城市医院和若干社区医院。
在浙江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恒进教授看来,这样的规划很有必要。“城市的人口、医疗资源分布大多由来已久,不少还具有一定‘惯性’。”他说,这些固定的布局并不会随着人的健康状况变化,或是随着居民健康诉求的提升而“动”。
城市医联体,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城市内的医疗资源动起来,与“双下沉”和县域医共体相似,它的联动模式也是医疗机构的“牵手”,大小医院各司其职、各有收获——
小医院收获了更优质的资源。
湖州在列入此轮试点之前,已经有了探索基础。在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中心医院“牵手”后,市级医院的专家门诊“开”到了社区,临床带教点也“搬”到了社区,每周固定有专家坐诊的4年多时间里,社区医院的门诊人次数以每年8%至10%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对辖区内的老百姓而言,社区医院看病的医保报销比例更高,城市医院的医生在家门口坐诊,所需的检查费、门诊费、药费都比在城市医院更低一些。
大医院则收获了更高效的流程。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牵手”了周边12家社区医院。在医院医联体办公室主任王伟国看来,“1+12”最大的意义在于医疗服务网络的打通。比如,市一医院40%至60%的号源开放至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市级医院的分时段预约;需要住院的老百姓,能够在社区得到“虚拟床位”,在社区医院完成院前检查后,直接到相关医院办理入院。
“社区医院发挥了很重要的补充、辅助角色作用。”王伟国说,大量前期的工作前移至社区后,市级医院的医疗流程也更为科学。
更紧密、更接地气
再细看国家六部委年初公布的方案,此轮试点还有一个关键词:紧密型。
“紧密,意味着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围墙’逐步被打破,更强调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提升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与分级诊疗。”董恒进说,前几年部分城市医联体已经在尝试人、财、物的打通,但按照目前的趋势看,打通的力度还会更大。可以说,紧密型医联体是城市医联体改革的大方向,相当于2.0版本。
我省此轮三个入选的试点城市,都已经有城市医联体的探索经验,也有良好的医改氛围,完全有实力进入2.0阶段的改革。
其中,湖州是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国家分级诊疗试点市,也是全省最早推进城市医联体建设的城市;台州的综合医改曾获2021年度国务院督察激励,公立医院改革连续3年居全省第二,基层就诊率居全省第一;金华更是肩负着打造浙江中西部医疗中心的总体目标任务。
虽然都是“牵手”,由于城市医联体的网格化属性,城市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地理位置相近,联动的模式也更接地气。
比如,近些年突发心梗的案例不断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在注意到心梗发生率有年轻化的趋势后,杭州市拱墅区在城市医联体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城市胸痛单元。拱墅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章菱说,医联体成员单位之间距离更近,城市急救资源相对充分,才让他们有了做实这件事的决心。
“胸痛救治单元就是按照就近原则,基层社区医院与通过认证的胸痛中心建立联合救治及转诊关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张邢炜说,这个单元一来联动大小医院,让急救和转诊更迅速;二来充分发挥了网格优势,在周边社区融入大众健康科普教育,从而织起一张更为立体的保护网。
再比如,青少年近视率升高成为一个社会难题。两年前,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瞄准这个方向,医院眼科团队主动加入上城区清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并就近联合了杭州市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小学、所在街道,对辖区内600多名孩子的视力进行健康监测。
“青少年近视本是一个需要学校、医院、家庭合力解决的难题,单靠任何一方都显得单薄。”王伟国说,城市医联体特殊的属性促成了三方合力,这样的联动模式也可以运用到慢病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中。
最后一公里,打通了吗
作为一项新生改革,城市医联体探索过程中也存在堵点。采访过程中,不少群众向记者抱怨,难以感受到城市医联体的“存在感”,甚至不知道怎么找自己的家庭医生;也有基层医务工作者说,社区医院依然不受信任,获得感不够强。
“社区医院工作量大且繁重,对基层人员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一步提高待遇。”湖州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说,由于编制属性、岗位设置等不同,社区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也和城市医院存在差距。尽管到城市医院学习、培训的机会增加了很多,但依然难以从源头上提升他们的获得感。
此外,按照城市医联体的规划,城市医院和社区医院实行双向转诊,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依然有不少阻力。
社区一般将有需要的患者转至市级医院,如有需要再由市级医院转向省级医院。杭州市拱墅区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这样的模式不可“一刀切”,也要因地制宜。比如,杭州市主城区省市医疗资源集中,老百姓是否愿意转诊到市医联体单位,受医疗机构本身水平、就医便利性、居民就医习惯等因素影响。
“如区域内省级医疗资源丰富,同为三甲医院情况下,居民选择就近就医的概率大大提升,家庭医生引导其到市医联体就医的难度很大。”这位负责人建议,配套医保政策支持分级诊疗制度力度还可以再加大;此外,社区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应该更具自身特色。
“医疗事业是一项民生工程,归根结底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便利。改革切不能只停留在政策、技术层面,而忽略了老百姓真实的诉求。”董恒进说,城市医联体应该敏锐发现辖区内老百姓亟需解决的医疗“盲点”,发挥毛细血管的作用,打通城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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