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在时代里的种子

　　浙江在线6月20日讯（记者 何苏鸣 张蓉 蒋欣如）一粒炭化稻米，不足4毫米长，呈现出斑驳的黑。它深埋在浦江一座小土丘底部，来自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2001年2月22日，徐利民走近埋藏它的那片土，用手中的笔第一次向世人宣告家乡这处文化遗址的发现。

　　这粒米，在4年后破土而出，惊艳众人，和它身处的那个时代一起，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2019年，它带着穿越万年的秘密和徐利民再次相逢，从此成为他为之燃烧的所在。

　　和它一样，徐利民这一生，都深深扎根在浦江这方土地：52岁的短暂生命刻度，却与万年文脉相连；一辈子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山区小县，却总能敏锐感知时代的脉搏，与“国之大者”同频共振；他犹如一粒小小的稻种，在时代的光华雨露下，向阳而生，结出饱满的稻穗……

　　“赶上了好时候”

　　——担起“盛世修文”的使命，他用心用情投入上山文化，让世界看到它的价值

　　沿浦阳江上溯，稻田连绵起伏，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镶嵌其间。两幢覆盖着仿真树皮和茅草的人字形建筑内，客流不断。屋外，风吹稻响，似乎能闻到万年前的稻花飘香。

　　徐利民曾无数次出现在这里，见过星夜中它寂寂无闻的宁静，也看过第一缕晨光洒向它的明媚。守护3年多，他却终究没等到那些更璀璨的时刻——2022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赫然在列；2023年初，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经过半年准备，上山文化遗址群完成申报。

　　“我们都期待上山文化遗址群能如愿进入预备名单，完成徐部长的夙愿。”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眼含热泪，说话间，那个为上山文化倾注全部心血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上山文化首先发现于上山遗址，它孕育着稻作文化的起源，也铭刻下先民觉醒、变革的精神标识。

　　“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作出的批示，印在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迎门而立的一面浮雕墙上，也始终刻在徐利民的心里。

　　“徐部长对传统文化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虞宅乡新光村原村委会主任朱玉堂说，2007年，一位外地商人想买下村里修建于清朝的灵岩古庄园，“把这幢老房子拆掉给我，我给你们原地盖洋房”。朱玉堂转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徐利民，却差点挨批评，“这是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千万不能动！”

　　如今的古庄园内，昔日的水晶加工作坊变成创客基地，聚集手工首饰、乡村咖啡厅、民谣酒吧等数十种新业态，成为网红打卡点。

　　农家出身、农校毕业、做农村工作起家的徐利民，对传统、对文化总是情有独钟。

　　仿佛有着注定的缘分。兜兜转转多个岗位，徐利民于2019年5月出任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又开始和上山文化打交道。他曾说，对于“上山”，他有“三怕”：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机会。

　　“让世界看到它的价值”——徐利民几易其稿，绘制了一张跨越15年的“申遗与建设路线图”，提议上山文化遗址联盟的4市11县共同申遗。他主抓“上山”3年多，上山遗址入列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立项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经常跟在徐利民身边的浦江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方黎晨深知这背后的付出。他告诉我们，徐利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一张上山遗址地图，往哪里一趴，哪里就是会议室。他又掏出一张自己收藏的A4纸，是前几年徐利民带着大家主动上门对接的部门名称，正反面都已经快写满了。

　　对上山，徐利民有一股子痴劲儿，视之为终身事业。“上山万年，文化延续从不间断。让人感到任务神圣。”他在工作笔记中写道。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集和考古相关的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徐利民更是备受鼓舞。他不止一次和身边人感慨：“赶上了好时候，对上山的理解不断加深了。”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万年上山这几年这么火，效果这么显著，徐部长的组织、推动功不可没。”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为了拜访专家，徐利民总是绞尽脑汁，有时从傍晚等到深夜，或者早上6点半就从浦江出发，按照对方的时间表蹲守，“坐车2小时，等半小时，可能见面只有10分钟。”

　　10分钟，对于万年上山来说，只是一瞬。可为了万年上山，哪怕只有一分钟，徐利民都要积极争取。

　　这些年，“上山文化”从单纯考古学术研究，拓展到农业领域的意义探寻。徐利民屡次前往长沙，上门拜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对于上山考古的重大成果十分感兴趣，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2020年8月，为了筹备“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进京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可到北京当晚，给严老师打了六七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张国萍回忆说，“我们都有点气馁，但徐部长说：‘人见不到，带来的两把麦秆扇一定要送到。’”这两把扇子是出发前，徐利民请人用上山遗址附近收割的麦秆绗缝编织而成。

　　或许是被这番诚意打动，第二天早上，严文明最终同意在小区的凉亭见面。正是这次见面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盛世修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起这个词。这个宏愿，背后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徐利民对上山文化的孜孜以求全情付出，何尝不是他最朴素的情怀！

　　1万年前，上山先民率先走出洞穴、步入旷野、驯化水稻、群聚定居；1万年后，徐利民也带着这种“志在万里、敢闯敢拼”的上山气质，将世人目光引向这片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心系人民群众，他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实打实践行着为民初心

　　2005年10月，浦江20省道（现称210省道）正式通车。这条路，是在此两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浦江下访时当场拍板的民生项目。

　　两个月后，徐利民履新虞宅乡乡长，这条路，成了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路留下的精神财富，也从脚下直抵心中：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有再大困难，都要去做。

　　上任伊始，徐利民就在乡里推行“一卡五单”驻村工作法：一张公布干部移动电话号码的联民服务卡，要24小时“找得到、叫得应”，农民民生单、团队分析单、民事调处单、工作进展单、发展建议单，则涵盖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面。

　　机制有了，推行下去却并不那么轻松。一些年轻干部身在农村不知农，到农家进不去、坐不下、谈不拢。有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驻村干部，一进门就叫村民拿户口本来看，结果村民一头雾水，他也碰了一鼻子灰。徐利民与他谈心，“村民也许不一定非要你解决问题，只要你与他们多聊聊，他们就感到亲切。有时我坐在农户家，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在徐利民的带动下，乡里的工作也越来越接地气。驻深渡村干部黄月平记得，有一次她与村民赵永南聊家常，告诉老赵可以去乡政府领取1800元的桃形李种植补助款。身患糖尿病的老赵索性摸出银行卡，托她代领后存入信用社，还说出了密码。听到这件事，徐利民大会小会表扬了她好多次。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是徐利民的口头禅，也是他的行事准则——那是一粒种子，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树高千尺不忘根，这份深情，带着淳朴的泥土味，也印证着这位农家子弟渴望回报家乡的初心。

　　他的用心，身边人感受最深。

　　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婉华说，徐利民从虞宅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后，总会不定期抽查下属对乡镇的了解情况，“全县411个行政村，不仅要报得出村两委干部的名字，村里的主要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都要如数家珍。他这么要求我们，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面对难题时，徐利民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扑心扑肝地去想办法。

　　“海平，我们上山。”虞宅乡农办原主任张海平至今记得，2006年，山区水源紧张，当地村民缺水，三五户人家凑一笔钱，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为了修建水库，徐利民带着张海平往山里跑了100多趟，有时一天就要进山三回。人手一副手套、一把柴刀，没有路就劈出一条路，饿了吃饼干，渴了喝山泉水。盛夏，徐利民戴一顶草帽，仍被晒得黝黑。

　　两年后，深清源水库建成，当地十几个自然村都通上了自来水。很多虞宅老百姓说不出这个水库是在哪位领导手上建起来的，可他们说，雨少那些年，要是没有这个水库，怕是熬不过。

　　徐利民喜欢和老百姓待在一起。过去下乡调研时，徐利民总会在口袋里装些钱，看到谁家困难，就悄悄掏出来。虞宅乡前明村原党支部书记邱源枢家里条件不好，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曾多次收到他的“红包”。

　　2022年，已是宣传部长的徐利民到村里参加活动，结束后又特意跑到老邱家，在门口的板凳上拉了一个多小时家常。走都走了，又回来塞给老邱一个1000元的红包。“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随身带现金？他是特意为我取了送来的。”老邱哽咽了。

　　岗位再变迁，徐利民永远是那个徐利民，他热情、诚恳、踏实，处处用心。用心了，就会有办法。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傅杰桢说，领导干部下基层开展下访工作一直是县里的金名片，可前几年，有些网络投诉渠道的响应处置效率不高。发现问题后，徐利民雷厉风行地整合了全县8个平台的网络问政板块，新推“民情暖哨”网络平台。

　　一个“暖”字，足以融化坚冰。如今运行的平台，不少修改意见是他亲自测试后提出的，还专门为方便老年人开发了方言投诉模块。平台上线3年多来，共收到民情诉求3万余条，总体处理完成率达99%，大部分问题都能在24小时内解决。

　　“再得罪人，也要干”

　　——顶住重重压力，他带头冲在治水最前线，见证“绿水青山”重回浦江

　　徐利民喜欢跑步。在晨光中，绕着上山遗址的滚滚稻浪，或是沿着浦阳江绿道跑向翠湖。

　　妻子周卫红经常会跟着他来到这里，绿道的红色路面顺着一汪碧水逶迤，沿途绿树夹道，花木繁盛，江边有不少钓鱼的人，“跑完步，他经常就这么看着，什么都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骄傲。”

　　曾几何时，浦阳江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数万家小作坊的非法排污，河水中长年漂浮着乳白色的水晶加工废弃物，垃圾壅塞，气味刺鼻，水质一直处在劣五类，是钱塘江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整个浦江的河水根本不敢碰，脚伸进去一下，马上长疮。”浦江县副县长柳钢明回忆。

　　2013年，自温州瑞安发端，在全国多地，民间悬赏官员游泳的声浪此起彼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启动“五水共治”，浦江首当其冲。

　　徐利民临危受命，从各部门挑选了一批有担当、有经验的干将，组建水晶整治办，以“阳光行动”“零点行动”攻坚，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零点行动”通常是从晚上11时开始的，往往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四时，整治办成员人手一把铁钩，一路掀开窨井盖，上溯排查污染源。徐利民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行动：要快，整治办的微信群里，一旦有污水口的线索出现，争取十分钟内就赶到现场；要耐心，他们时常根据举报线索“守株待兔”，在蚊虫叮咬的夏夜，等上一整晚；要有“火眼金睛”，有时，偷排管藏在三四层水管下，甚至要沿着路面留下的轮胎印记一路追踪。

　　柳钢明记得，有天晚上，徐利民带着自己沿着被接连掀开的窨井盖，往上游走了七八公里，才找到罪魁祸首，“最多的一天，刑拘了26个人。”

　　徐利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常在下班时把妻子送回家，再折返回去加班。“那段时间，他压力很大。”周卫红曾劝阻过他很多次，“做事情差不多就行了，可劝不动他。”他尽职尽责、追求完美，哪怕不是他管的事，也会操心。

　　有时，徐利民忘带钥匙，周卫红会等着给他开门；后来，他特意给家里的大门换上指纹锁，“让我不用等他，他一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干扰到我。”在周卫红的记忆中，只有想托关系的人找上门时，徐利民才会把她推上前，去打消对方的念头，“我会告诉敲门的人，有什么事等上班时间去办公室找他。”

　　一边是富民产业，一边是孕育浦江的母亲河，为了在整治中稳定经济支柱，徐利民的思想也在持续奔跑。当地干部说，徐部长抓“五水共治”，不仅“盯得牢”“抓得紧”，还“谋得深”。他倡导水晶加工户联合“个转企”——20多户水晶加工户合并成一家企业，相互监管，其中一户非法排污，整家企业关停一周，从而倒逼企业自治。

　　“再得罪人，也要干。”土生土长的徐利民，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可他却将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妥当，治水近3年，浦江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当时，倒手一块经营牌照就能挣个五六万元，整个整治办，没有一名干部动这样的“歪脑筋”。

　　浦江治水由此杀开一条血路，水晶厂从2.9万家缩减到800多家，偷排现象基本消失。拦坝、挖出垃圾、冲洗淤泥，再种上水草，铺设亲水木栈道……绝地反击，浦阳江成为浙江治水的样本。

　　“文字是有力量的”

　　——发时代先声，他以手中之笔鼓与呼，做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推动者

　　徐利民的第一份工作，是乡镇的计生干部，可他更喜欢“爬格子”。经常晚上“开夜车”，写好了又一字一句誊写清楚，拿到县委报道组“投稿”。报道组组长洪新年惜才，把他调到身边。于是，计生干部半路出家，成了舞文弄墨的人。

　　“有一次，他神神秘秘地要带我爬仙华山，说‘山中有大鱼’。”浙江日报金华分社老记者徐晓恩至今记得，自己跟着徐利民到了半山腰的仙华村，“他说这里空气好、环境好，浦江小县城，来了这么多上海人，肯定是新农村的新趋势。”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民宿还是件新鲜事，徐利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他连写《农家小旅馆 瞄准银发游》等3篇稿件，不仅打出了仙华山民宿的知名度，也让更多浦江老百姓开始试水这一新生事物。直到现在，仙华山依旧是热门民宿打卡地。

　　不少人都说，徐利民有一双慧眼，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关键。徐利民用手中的笔热情讴歌他所热爱的家乡，对浦江发展中走过的歪路也直言不讳。

　　2000年9月，浦江原有城市规划与建设山水生态城市的目标相违背，导致38户拆迁户需另外择地安置，造成60万元经济损失。一篇《60万元的代价值不值》刊发在《浙江日报》，对其中的利弊逐一分析，作者正是徐利民。

　　“五水共治”以后，浦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挑战，曾一枝独秀的水晶产业不断萎缩。社会上有唱衰之声，一些干部也萌生怯意，“浦江经济不行了”。

　　2021年初，一组“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评在当地媒体连续推出，直面困难问题，直指症结所在。

　　“这组述评是徐部长自己点题，逐字逐句斟酌修改的。”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洪建坚对那些彻夜改稿的日子记忆犹新，她说，这组稿件的每个观点、标题，徐部长都要反复推敲，其中一篇甚至修改了31稿之多。

　　凭借一名宣传人的敏锐嗅觉，徐利民始终把握大时代里浦江跃升的关键节点，为之鼓与呼。

　　一如徐利民坚信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宣传工作也可以解难题、促发展。述评推出后，浦江政企干部、企业家、在外乡贤纷纷转发留言，有的还打来电话，为浦江发展出谋划策，收集到的优质意见建议超过400条。

　　徐利民做过好多新鲜事，宣传部长直播间带货就是其中一桩。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浦江不少水果滞销。没想到直播间一吆喝，光我家梨膏糖就卖出4万余元。”梨农李清标对徐利民的主意心服口服。徐利民组织果农线上销售，喊出“人人是主播、农民也网红”的口号。5天直播，1600万人次的观看量，销售总额破100万元，解了不少当地农民的燃眉之急。

　　阳春白雪的艺术家也在他的感染之下，投身火热的基层。

　　时任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方汶说，在徐利民的推动支持下，浦江县文联成立了上山文化、工业强县、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

　　文艺工作者们有的挥毫泼墨，绘就780余幅精美书画，随葡萄一起装进快递箱，赠给经销商和广大网友，不仅打开了葡萄销售新局面，也将浦江“中国巨峰葡萄之乡”“中国书画之乡”之名播撒得更远；有的深入企业，将企业为何选择浦江的故事创作成文学作品，不少招引落地的企业，正是因生动的故事而来。

　　即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徐利民也从没放下过手中的笔。他将对上山的感悟随手写在纸上，有时是撕下来的一页笔记，有时是某张会议文件纸的背面。

　　徐利民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上山文集”，数字定格在二十九章。在外工作的女儿没有赶上见爸爸最后一面，这本小册子她读了又读，每每都是泪流满面，“爸爸一直在和‘种子’打交道，他总说，要做一粒好种子。我相信他做到了。”

　　茫茫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渺小如沧海一粟，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粒不起眼的种子。

　　可当它深深扎根土中，拥抱时代，终将冲破泥层，被看见，被记住。

　　年年岁岁，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