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7月13日讯(记者 钱祎)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在浙江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案头,这两张报表分量很重。
两张报表每月都会准时更新,尤其是平安报表,很多地方在其中用不同颜色标出“好”“不到位”“问题突出须尽快解决”等信息,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社会形势,看看哪里做得不到位。
两张报表的出现要追溯到20年前。
新世纪之初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各地遇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新特点。全省曾两个月内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4起,最高时平均每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20人。
经济发展快了,为什么事故反而多了?老百姓富了,为什么安全感反而降了?
2004年,在基层密集调研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因发展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他说,浙江在许多问题上比别的地方先期遇到,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构成突出的矛盾。
矛盾凸显,但当时党员干部中仍存在多种声音:
一些人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交“学费”,只要经济指标好看,很多问题可以“包容”。
也有人说,要稳定就发展慢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自己任内当个“太平官”就好了。
要扭转这些观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改革势在必行!
2004年1月29日,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平安浙江”的设想。
随后,关于“平安浙江”的讨论研究持续深化。5月,一场载入浙江发展史的会议召开——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最先遭遇“成长烦恼”的浙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并全面部署“大平安”建设战略的省份。
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阐释自己的“安全观”:“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
“大平安”要真切落到实处,离不开制度的保障。
大会开完不久,新成立的省平安办就接到省委下达的任务:起草平安市、县(市、区)考核办法。
由于没有先例,时任省平安办主任夏阿国回忆,大家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一稿、二稿、三稿……连续多稿都被省委办公厅退回,要求继续完善。
经历7次大改、40次小改,2004年8月16日,这份考核办法终于出炉。围绕“大平安”理念确定了100条具体指标。
随着一整套机制的建立,浙江掀起一场社会治理领域的重大变革。
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高标准高要求,使各地对平安建设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浙江创新建立社会治理中心,完善平安浙江建设法规体系和“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层治理体系,将专项整治与长效常治结合,解决了一大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问题和矛盾,优化了营商环境,推动平安浙江迈入规范化、法治化新阶段。
一系列措施,也使“政府独唱”转变为“全民合唱”,全省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建设大格局。
每月,各地一把手打开平安报表,问题隐患一目了然。哪怕党政换届,领导干部平安责任、经济责任都要实行“双交接”,有重大失误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严肃追责。
不断完善的制度,助推了改革的深入。每年,省领导分别带队到各地督导检查上一年的平安建设工作。相关考核列入干部任期目标,考核结果与政绩挂钩。
省委政法委平安综治督导室主任徐宜广说,时至今日,省平安办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这份极具浙江特色的平安考核办法一直坚持了20年,并且与时俱进,每年都进行科学完善、动态调整——
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新增条款;对陈旧、“僵尸性”条款,及时予以清除;对“重复考”条款,系统梳理、有效合并……
时刻绷紧的这根弦,让各地把平安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放到改革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许多浙江干部记忆深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建设“平安浙江”,既是“八八战略”深化细化具体化的重要体现,又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重要保证。
数字见证改革之变——2004年至2023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上涨7.13万亿元,刑事案件总量下降53%,人民群众安全感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到各省(区、市)前三。浙江11个市都已取得“平安金鼎”及以上荣誉。
沿着习近平同志擘画的蓝图,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孜孜以求“大平安”,从平安浙江到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社会治理相关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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