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希望能激发浙港两地电影人的原创性思维碰撞，推动浙港两地影视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具活力的发展新篇章……”
10月21日，2024青年电影周（浙江）重要主题活动之一，由浙江省电影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浙江华策影视集团、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承办“浙港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在杭举行。
活动现场，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范庆瑜，香港贸易发展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吕剑等领导出席，浙港电影产业业界代表以及青年电影人才共聚一堂，碰撞思维，激发灵感，探索浙港两地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新可能。
活动伊始，主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通过一组数据，向大家展示浙港影业的紧密联系：“2002年至2023年，在内地市场上票房超过10亿元的影片共有117部，其中，香港相关的影片有27部，占比23%。单篇过亿元的香港导演有70位，香港演员有120多位，香港监制有60多位，除了导演、监制、演员等比较耀眼的工种以外，还有录音师、美术师、摄影师、化妆师等台前幕后的相关工作人员活跃在内地影视行业中。这组数据背后，是香港和内地两地影业融合发展的趋势。”
浙港“双向奔赴”的大趋势下，影视产品如同桥梁，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也激发着创意火花，为中国影视发展注入新活力。
如何更好地发挥两地优势，推动两地影业深度融合？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智海、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前会长田启文、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凯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人才培养。
刘智海认为，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影视人才培育创造了条件，“任何行业都是以人为核心，近几年，浙江聚集了一大批电影人。政府也出台了系列政策，吸引各地电影人落户杭州，我们也希望能以电影拍摄带动影视教学，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
田启文表示，当务之急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评价体系，“当前影视行业缺乏能够评定从业者工作能力的激励架构，但这个不是民间想做就能做的，形成激励架构需要的庞大的资金和极强的营运能力。香港有个痛点，人、钱和技术都不太够。浙江为影视行业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条件和完善民间配套措施，希望未来两地能够彼此合作，探索全世界认可的人才评价体系。”
丁凯指出，浙港两地在人才培养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可能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开辟新路，“通过2024青年电影周（浙江）可以看到，浙江省在不遗余力地扶持培养青年导演。大家知道，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年轻人，事实上，人们也在期待年轻的电影主创人员。这几年，香港影视行业的压力非常大，产品数量和票房都在下滑，人才青黄不接，业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做出了改变。我想，只有融入祖国发展大局，香港电影才能拥抱更广阔的天空。”
提到热词“新质生产力”，寰亚影业高级副总裁郑剑锋，无限动力总经理陈罗超，导演、编剧陈小雨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郑剑锋是内地进入香港的第一批导演，通过合拍片的机制，他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后来，我回到内地工作，看着中国从电影大国变为电影强国，在内地市场上获得了关于市场经营、观众情绪感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并将这些经验重新带回了香港。我想，回归新质生产力，就是回归‘以人为本’，我们电影从业者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影视产业创新，促进优质电影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陈罗超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动力，也是压力，面对这两种力量，影视从业者只有坚持创新思维，更适应技术的变革，才能避免被AI替代，“我们现在会面对不同的技术和创新，AI技术已经能广泛应用到影视作品配音和翻译环节中，这是从业者以往不敢想象的。当然这也衍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AI能把演员照片变成影片，引发版权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平衡新技术的优点和风险点，最大化地发挥它们的性能。”
陈小雨说，他是在技术革新的红利中成长的青年创作者，深切体会到了科技促进影视行业发展的强大动能，“我想，要拓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住技术去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想法，创作过程中尽量减少重复性地工作。我在15岁开始拍微电影的时候，大家能用单反相机了；后来我又接触到3D技术，很多的想法都能够通过3D软件进行预演，在影片拍摄之前，向大家尽可能详细展现我的想法；包括在宣发上面，因为有了互联网加持，我自己也会去试图做一个网红，该认真拍片的时候拍片子，宣传的时候就出来叫卖。科技为我提供了这种可能，也让我的作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与更多观众见面。”
东方影业出品有限公司主席黄百鸣，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导演张勇和浙江华策影视集团总裁傅斌星也分享了他们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战略思考。
黄百鸣说，内地市场给了香港电影第二个春天，“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但后来由于盗版猖獗，香港电影慢慢走向下坡路。2004年，我投了徐克执导的合拍电影《七剑》，在内地获得了十倍于香港的票房，因此感到内地市场大有可为。后来《叶问》在内地票房突破一亿，我才意识到中国电影也能走向世界，迸发出更大的影响力。”
张勇提到了他在行走非洲时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李小龙在非洲特别受欢迎，那里有很多孩子模仿他。我觉得中非合作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浙江义乌聚集了大量的非洲商人，很多浙江商人也前往非洲经商，这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电影在非洲的传播。未来，希望中国电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布局更多的新兴市场。”
傅斌星说，浙江人骨子里有种“地瓜精神”，这种精神为浙江影视“扬帆起航”创造了条件，“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华策集团创始人赵依芳就抱着让中国好内容让更多人看见的信念，坚持参加国际影视节展。一开始不会有商务上的交易，走出去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人家产品是怎么打造的。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内容传播需要长期主义精神，不局限于一家企业、一部电视剧，才能形成总体的出口效应。如今，中国国力日益强大，我相信影视出海也会变得水到渠成，希望在省委宣传部、电影局等主管部门带领下，浙江电影人与香港电影人携手，未来能在华语电影出海方面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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