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举办了一场悼念活动，150多位中小学师生、社会各界人士，肃穆而立，依次将手中的菊花，摆在纪念碑前。
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时刻警醒世人。
12月13日，衢州中小学师生代表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默哀
不仅仅在衢州，同一天，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重新对外开放，并推出“侵华日军细菌战珍贵文物及史料特别展”，展出各类具有代表性的档案、史料、文物和文献出版物等七三一部队罪证2000余件。
关于细菌战罪证的搜集工作也从未停止。
72岁的王选，依然活跃在细菌战调查研究的一线，现在还担任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主持或参与了多个细菌战调查研究及科研项目。
2024年11月15日，王选再次来到衢州，参加浙皖闽赣杜立特行动大救援历史研究成果交流活动，分享了浙赣战役中与细菌战相关的最新发现。
穿越80年的较量
“不能输给石井四郎。”在衢州城区罗汉井5号的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前，王选义愤填膺。
80多年前，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指挥了1940年对浙江等地区的细菌武器袭击，还在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亲临衢州进行现场指挥，他更是731部队的创办人和指挥者，日军研发使用细菌武器的罪魁祸首之一。
80多年后，王选依然在不断调查细菌战的真相，不断寻找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不断整理细菌战的资料。这位细菌战受害者后人，在那场长达10年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中，被推举为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还被评为2002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较量，石井四郎的武器是恐怖的细菌武器，王选的力量来自事实和证据，只是每一次进展都来之不易。
王选在衢州参加浙皖闽赣杜立特行动大救援历史研究成果交流活动，分享了浙赣战役中与细菌战相关的最新发现
在浙皖闽赣杜立特行动大救援历史研究成果交流活动中，王选被安排在第一位发言。她的助手点开幻灯片，一幅标注着数字的浙江地图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整理了2000多位烂脚病人及亲属的走访资料后，我们发现，烂脚病人的分布、感染时间，和浙赣战役中，日军的行动路线高度一致，形成互相印证的证据。”2010年之前，王选和志愿者们走访宁波、金华、衢州等地数百个村子开展田野调查，留下了2000多位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原始口述记录。如今，战争的亲历者一个个离去，这些调查记录，愈加珍贵。
王选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衢州，有3个和细菌战密切相关的名字。
邱明轩，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他在编写《衢州市卫生志》时发现，1940年到1946年这6年时间中，衢州地区人口骤减，进一步考证发现，这是日军在衢州实施细菌战带来的人口锐减。
杨大方，8岁的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因为细菌战引起的鼠疫去世。他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是一位英雄飞行员，对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深恶痛绝。
吴世根，9岁的弟弟和4岁的妹妹死于鼠疫，父亲死于日军的刺刀，母亲改嫁，从此改姓吴，国恨家仇刻骨铭心。
1996年，着手细菌战历史调查的王选，在衢州结识了他们3人。在他们的带动下，联合各地受害者及亲属、各方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志愿者的力量，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尘封于档案馆的报纸和档案被梳理出来，一桩桩一件件，还原出这段痛的历史，也成为揭露战争暴行的最有力的证据。
细菌战的真相，正是在这样坚持不懈的调查中一点点翔实清晰。
历时10年的东京追诉
78岁的金效军再次摊开了他外婆的遗物，那是一条沾染血迹的包袱布。他是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的原告之一，去东京时，他带上了这块包袱布作为证据，并在法庭上高举展示。
1942年，金效军的外婆吃了日军留下的米粿，当夜上吐下泻离世，留下了这条沾染呕血的包袱布，后来，他知道这是日军投放的霍乱病菌，家中共有3口人因此丧命。
1997年至2007年，来自中国民间的180位细菌战受害者，赴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金效军主动参与了诉讼团。
金效军展示外婆的遗物
十年追诉，把细菌战这一暴行，摆上了东京的法庭。法庭上，证据最有分量。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衢州、宁波、义乌等地卫生部门已着手进行细菌战鼠疫的调查。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邱明轩将多年调查整理成100多万字的细菌战资料，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菌战与隐患》等专著。
他出庭了，作为证人。
2001年1月24日，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一审第19次开庭，邱明轩以流行病学专家的身份，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披露了触目惊心的事实：1940年至1944年间，侵华日军在衢州实施大规模细菌战武器攻击，造成衢州连续8年发生传染病大流行，累计发病30多万人，死难人数超过5万人。
暴行令人发指，罪证不容辩驳，虽然日本国内一直有股势力试图掩盖历史，消灭证据，但邱明轩并非孤证。
伯力审判档案、《井本日记》、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眆良雄和松本正一在法庭上作证……铁证如山、罪行罄竹难书！
多年来，在王选，以及民间诉讼团，还有日本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一批批确凿的证据，历经千辛万苦得以公开，并在法庭上展示，相当多证据都是首次发现。
在大量证据面前，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了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过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重的灾难，但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两年后，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细菌战对日民间诉讼团又向日本最高法院申诉。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申诉。至此，细菌战诉讼案法律程序全部结束。
对于诉讼来说，这是败诉，但东京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在法律上承认了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这段历史。对于历时十年的民间诉讼，以及更漫长的细菌战调查研究来说，已是难得的胜利。
戳穿谎言 让世界知道真相
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的诉状封面，有这样一句话：“审判，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是要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东京回来后，邱明轩、杨大方、吴世根3位老人促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的建成。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位于衢州城区罗汉井5号
得知判决的结果，杨大方愤愤不平：“起诉的目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赔款，我们是想让日本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吴世根哭了，回到家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缺钱，也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让对方承认这段历史。”
日本政府依然并没有正视历史并承担应尽的责任，老人们壮志未酬，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邱明轩走了，留下了目前关于衢州细菌战最翔实的调查资料。
吴世根走了，他的儿子吴建平接手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为5万罹难者守望。
杨大方走了，有一组照片，记录了这位老兵最后的战斗。
细菌战衢州陈列馆的小院中，留下了杨大方老人不屈的背影；登上演讲台，杨大方大声疾呼；看望烂脚病人，杨大方焦急又关切……拍摄者韩强，追踪记录细菌战相关的动态，他把镜头对准了杨大方。
这组《一个幸存者的纠结》获得过中国新闻摄影年赛新闻人物类组照优秀奖，也入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摄影展。韩强说，用照片记录历史，保存历史，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细菌战的真相。
2018年11月30日，韩强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地区中国衢州摄影师的代表，前往日本参加反战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镜头中的杨大方》的演说，用跟踪杨大方拍摄了7年的真实照片，讲述了细菌战受害者衢州遗属的真实故事，也揭露了细菌武器给中国民众带来沉重伤害的历史真相。
越来越多的新证据，也在不断出现。
今年6月，日本学者松野诚也等人，向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义乌）捐赠资料，总共有相关书籍、报纸、地图等近千件。
今年8月，94岁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清水英男，时隔79年后重返哈尔滨，在他曾服役的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指认侵华日军罪行，他还带来了原来在731部队少年队门前拍摄的照片、相关的名簿档案、回忆录等资料。
这场和石井四郎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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