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不止在江南

　　浙江在线7月18日讯（记者 竺大文 李娇俨）我们关于江南文化的访谈，已经持续三期，要暂告一段落。不过，江南是说不尽的。

　　有趣的是，之前受访的葛剑雄、包伟民和本次与我们对谈的胡阿祥教授，分别长期居住在上海、浙江和江苏，正好处于今日江南的核心区域。三位重量级学者从各自的视角，解读了江南的由来、性格和意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胡阿祥，不仅埋身书斋，也常常活跃在媒体上，致力于文化传播。在他看来，每一个地名都藏着一份悠远的密码。

　　江南，它不仅在地图的某个坐标上，更在每个中国人对“诗意栖居”的想象里。

　　一个美丽的意象

　　记者：谈起江南，您常喜欢引用一首晚唐韦蟾的诗歌《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而这首诗描绘的却是遥远的西北。

　　胡阿祥：诗的开头有这样两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说明早在九世纪，贺兰山下已经被称为塞北江南。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最迟在六世纪，随着大约两三万南方战俘的迁入，这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的景观，包括社会习俗的“崇礼好学”、经济方式的果园以及水田、置堰，就会被称为“江南”呢？

　　在以后的历史上，“某某江南”“某某小江南”的提法就更多了。比如“南泥湾”，歌词里就唱作“陕北的好江南”。“江南”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意象。

　　记者：我们留意到，在一些偏远地区，江南的美称还特别多。

　　胡阿祥：是的，贵州、青海、黑龙江、内蒙古乃至新疆、西藏都有被誉为“江南”的地方，可谓神州处处有江南。我到甘肃，看到许多地方挂着一句话，“早知有陇南，何必下江南”。我和当地领导开玩笑，说你们其实还是在“攀附”江南。显然，“江南”是大家向往的一个意境。

　　记者：在您看来，“江南”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胡阿祥：江南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说不清的模糊。气象学家说江南是梅雨，地理学家说江南是丘陵，语言学家说江南是方言，历史学家说江南是沿革，经济学家说江南是财赋。

　　但江南也有说得清的意象。梁朝北伐时，主帅萧宏命令“秘书”丘迟给镇守寿阳的北魏将军陈伯之写了封信。这位将军原是梁朝投到北魏去的，他收到信后，马上率领八千军队归来。

　　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呢？其中有几句可能大家都会背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打动陈将军的与其说是漂亮的文字，不如说是江南的魅力。

　　记者：江南这种模糊的魅力，反而让它具备更充分的外延，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名词。

　　胡阿祥：它甚至是跨越国境的，我一直说，江南不仅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韩国首尔也有个江南区，尽管那条江并不是长江，鸟叔就唱过《江南style》。我在韩国待过半年，发现住在江南区的韩国人，一定会很自豪地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因为那里象征着时尚与富裕。我想起码在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认知，就是江南是人居环境很好的地方。

　　“江南”不止在某条江的南面，也不止是我们常说的长江下游的这个“江南”。“江南”这个词，其实凝聚着中国人的天堂情结，就像“香格里拉”或者“桃花源”，已经成为理想家园的代名词。

　　一台多幕的大戏

　　记者：江南，从普通的地名到一个富有魅力的意象，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胡阿祥：江南这个意象的形成，大概在六朝时。中国历史的前半期，史籍中出现更多的是河东河西，关东关西，比如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到六朝之后，开始说江南了，江南的意象越来越丰富，这说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南移。

　　六朝是江南文化定型的关键转折期。北方世家大族到了南方，初期他们的政治地位还依赖“北伐”的宏愿，但屡遭失败。说老实话，打不回去了。打仗争天下的时候，金戈铁马很雄壮，但治天下的时候，还是杏花春雨更惬意。于是，这些世家大族就转向文化，重文轻武，形成了“江南尚文”的传统。

　　记者：其实，江南这片区域在更早时期的文化风貌是很强悍的，吴越争霸，都是硬汉。

　　胡阿祥：所以在谈到江南时，我们不仅要看到温柔的一面，也要看到铁血的一面。水是至柔的，也是至刚的。

　　你发现没有，改朝换代时，一些悲壮的事件往往发生在江南，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现在说到扬州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有点偏颇，我们要记得扬州还有史可法这样的英烈。“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够让扬州的风骨显现。

　　葛剑雄老师分析过，在中国的各个阶层里面，对于改朝换代，最敏感的是商人、士人和统治阶层。江南人士视野比较开阔，交通比较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比一些相对闭塞的地方更强烈。

　　记者：江南的文化使命感很强。

　　胡阿祥：六朝开始，江南地区常常成为华夏文化的避难所、回旋地。北方不时处在战乱之中，多民族杂居，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彩，而江南文化就比较纯粹，凭着一脉礼乐，保存着华夏文化的精髓。

　　梁启超概括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这里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文化。文化不能丢掉。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国学”这个概念，也是在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文化丢掉就灭种灭族了。江南的这种铁血，我觉得是值得强调的，可以被看作是吴越文化的血脉延续。

　　记者：您觉得江南的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呢？

　　胡阿祥：这是一个蛮难说的问题。当然，江南之所以是江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的自然风貌相当独特，人文面貌相当复杂，它是自然的江南，也是人文的南北交融。历史上大量南迁的人口，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改变了或丰富了江南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是江南的土地、阳光和水，也改变了或丰富了他们。

　　如果把江南比作一台魅力无穷的多幕戏剧，要看懂这台大戏，应该知道剧目、掌握剧情、熟悉演员、明了道具。戏里有舞台，有江有湖，有山丘有平原。也有人物，有顾恺之、谢灵运，也有伍子胥、黄宗羲。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比如乌篷船、大闸蟹、油纸伞、紫砂壶。

　　一些悠远的地名

　　记者：您出版过《吾国与吾名》《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等著作，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大地有名》，集中解读了许多地名的来龙去脉。您还在央视《百家讲坛》和《中国地名大会》等节目担任主讲人或点评嘉宾，也涉及到许多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总结一下，江南这个名词对您意味着什么？

　　胡阿祥：要理解江南，首先要把握江南的“器”与“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理解具象层面的物质江南、制度江南、精神江南；“形而上者谓之道”，理解抽象层面的行为江南、心态江南。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江南。但合在一起，就像前面讲的，江南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名词。

　　记者：有时，大家还会为它的拥有权吵吵嘴。

　　胡阿祥：这经常发生，可能是因为大家爱之太切吧。苏州的一些学者曾经提出来，说南京不算江南，因为江南应该说吴侬软语，吃的也要清淡，而南京人说江淮官话，饮食带着北方特点。南京人当然不服气，说南京不仅是江南，而且是历史上江南的政治领袖城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写的就是南京。

　　所以，“江南”这个名词不能拘泥于自然地理。比如扬州，它在江北，但它却是江南的核心城市之一。隋炀帝下江南，就把行宫设在扬州。扬州是地理的江北，却是文化的江南，文化的力量超越了地理的限制。只要达到这种文化标准的地方，就可以是江南。

　　记者：说到吵嘴，让我们想到最近很热闹的“苏超”，您觉得江苏的“散装”特性也带有江南的气质吗？

　　胡阿祥：这主要是古代行政区划造成的。在自然地理上，江苏有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地域；在文化地理的感觉上，江苏有金陵、吴、维扬、楚汉、苏东海洋五大板块；再往下，因为经济实力、文化特色的“谁也不服谁”，江苏的十三个设区市又被戏称为“十三太保” 。而说起“十三太保”，又联系着清朝的府级政区。从雍州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江苏的“八府三州”格局就没变过。府级政区长期稳定，就会形成以府为范围的文化认同，考生要到府城去赶考，商人要到府城做生意，地方精英要到府城搞社交，慢慢地，府城就成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代言人。

　　记者：有时候，名字是很重要的，比如“唐诗之路”，一下子就把许多地方有机地串联起来。这条路，也是北方士人深入南方常走的一条道吧？

　　胡阿祥：我非常佩服提出和推广这个名词的竺岳兵老先生。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这个名词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后来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我现在是这个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今年的年会就是四月在洛阳开的，但首创地是在浙江。

　　记者：江南一带的地名，是不是也能体现特别的文化色彩呢？

　　胡阿祥：最明显的就是带“水”字的地名很多吧，如沟、浜、浦、浔等。更重要的是，许多地名背后有着历史的记忆。台州的“台”读“胎”，这个特殊读音就是很古老的。只有专用名词才能把古音保留很久，如果是日常词汇，就会被现代读音同化了。

　　记者：您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这里属于镇江的句容。这个地名也很特别，有什么意思吗？

　　胡阿祥：句容的“句”，实际上应该读“勾”。它很可能是古吴越语的汉字记音。古吴越语已经失传了，后来的解释都是按照汉字的字面意思附会的。

　　现在古吴越语只有一个字明确知道意思，就是余姚、余杭的“余”。因为《越绝书》里记载“越人谓盐曰余”，就是越人说“盐”的发音接近汉语的“余”，就用“余”字记下来了。因此，带“余”字的地名往往跟盐有关。

　　包括“浙”这个字，也是来自古吴越语，属于汉字记音。它并没有“折”或者“弯曲”的含义，不然怎么解释“浙江”又曾名“渐江”呢？在浙江、江苏有许多的古吴越语地名，也说明了江南的历史脉动。

　　记者：那在地名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

　　胡阿祥：当然。比如义乌古称“乌伤”，说是乌鸦衔土助孝子颜乌堆坟，以致鸦喙都受伤了，乌伤因此得名。后来又取乌鸦受伤、民感其义的意思，改名义乌。这个明显出于后人附会的传说，其文化内核却非常符合中原文化的儒家传统。又比如，宁波、绍兴一带有许多地名和舜、禹相关，这也折射出当地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甚至追慕。这些地名所包含的人文情感、价值理念，就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