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颗“荔枝”更好吃

　　一个多月前，很多观众刚刚看完剧版《长安的荔枝》。如今，这颗恼人的“荔枝”又在影院上映了。7月23日，大鹏率电影《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在杭州路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馈。

　　从小屏幕到大银幕，两颗荔枝连番上桌，到底哪颗更好吃？

　　同一棵树的两颗果

　　及两种手法

　　不论是剧集还是电影，《长安的荔枝》都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这部作品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个小人物的奋斗故事包裹进一场“水果特快”的荒诞任务中。九品小吏李善德，肩负将岭南荔枝送达长安的“不可能任务”，他不是大英雄，却让我们看见了生活中的“小强精神”：一边被现实摁在地上摩擦，一边还咬牙喊着“我可以再试一次”。

　　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事实是，因为观看的方式和载体不同，电影常用“全片无尿点”来作宣传语，而电视剧往往是需要“尿点”的——用“电子榨菜”下饭时，谁不会暂停一下呢？

　　从原著的体量来看，《长安的荔枝》天然更适合拍成电影。

　　电影前半段是讲官场和职场生态的轻喜剧，后半段则更像是揭露政治和历史残酷的惊悚片。影评人藤井树说，影版《长安的荔枝》像是一部古装公路片，主角一直都在路上，而其他角色统统围绕着荔枝转运之事奔忙，“可以说影片专注于讲好运荔枝这一件事，不着一处废笔，高度凝练，一气呵成。”

　　剧集是群像戏，像“炖锅”，讲究慢慢炖，细细煨：背景丰满、支线丰富、人物成长空间大。李善德的身世背景、同僚权斗、家庭牵绊、制度痼疾，一层层揭开，观众可以慢慢体味。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优点在于细腻与厚重，但同时也容易因节奏拖慢而造成观感疲软。

　　而大鹏导演的电影则更像“高压锅”，讲究叙事密度、视觉浓缩与情绪极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引爆情绪，释放能量。李善德一路狂奔，不带喘息。有网友说：“你根本来不及看荔枝熟没熟，它已经装车出发了。”这是典型的电影节奏，用快与狠抓住观众的情绪核心。

　　同样的文本，在不同媒介中命运迥异，差别远不止在节奏与时长，而是一场语言体系的重构。

　　两种风格，都是基于影视媒介语言的选择，而非高下之分。

　　其实，同题材“剧集+电影”的模式，在中外影视界并不罕见，但是称得上经典的屈指可数。人们谈论较多的，比如，《傲慢与偏见》的1995年电视剧版和2005年电影版，一个细腻铺陈、一个气质鲜明，各自精彩；再如，《福尔摩斯》有“英伦冷感”的剧版，也有盖·里奇导演、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烧脑解谜”电影版，各擅胜场。

　　“荔枝系”的人物重塑

　　与场景再造

　　不论在哪个版本里，李善德这个角色都撑起了整部作品的重量。他身上的“中层困境”——既要向上负责、又要向下承压，既不甘心，又没出路——准确勾画了许多现代观众的心理投影。

　　一本只有九万字的小说，很多人几个小时就读完了。如果不添加内容并拍个几十集，以这个豪华的制作阵容，出品方恐怕要亏到姥姥家。

　　剧版导演曹盾这次也不例外，以李善德运荔枝的核心任务为圆心，尽可能向外扩展叙事空间。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加入了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这条线：让他作为卧底，打入政敌在岭南的阵营，一边搞谍战，一边报家仇。

　　这条线带来了新人物和新故事，岳云鹏的表演也不错。可惜导演在收束多条线索时有些顾此失彼，引发的后遗症则是剧集后期被观众批“注水”。有个豆瓣网友说得挺犀利，“都看了12集了，感觉运荔枝这事也不是很急”。

　　当然，曹盾的特色在本剧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比起单纯讲故事，他似乎更痴迷于还原和拓展马伯庸笔下那个充满细节、古今交融的独特世界，尤擅营造“时代氛围感”。《长安十二时辰》是这样，《长安的荔枝》亦如此。

　　郑玉婷在剧中“开局即下线”，引起不少观众不满，但在剧的设定中，她仿佛更像一个精神象征，一个不可承受的回忆负担。

　　而在大鹏电影中，她不仅活着，而且有名字、有行动、有台词、有爱有恨。这不是简单的“抢救角色”，而是一种叙事重构：她从“家庭创伤”变成了“夫妻合力”的一极，成为李善德抗争系统不公的情感支点。那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瞬间戳中无数人的泪点。

　　值得一说的是，电影对“苏谅”这一角色的动机也做了现代化重塑。他从小说中的“工具人”商人，变成了一个渴望家庭认可的弟弟，一个挣扎在家业继承边缘的“非主流继承人”。这类“弱而挣扎”的人物，恰好贴合当代青年观众的精神画像，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一些影评纷纷点赞为“全片最亮眼的改编”。

　　留白的艺术

　　也是表达的姿态

　　那么，哪颗“荔枝”更好吃？其实不必下结论。一个故事，两种改编；两颗荔枝，各有风味。

　　影视改编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的再生能力——不是重复文本，而是借壳生长。

　　总的来看，两版《长安的荔枝》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跑得不偏不倚：剧版拓宽了故事的叙事维度，电影则压缩成情绪浓度极高的职场寓言。两者在人物动机与表达立场上的微调，也让同一故事拥有了多重面貌。

　　这两部《长安的荔枝》之所以能引发广泛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找到了当下观众的“情绪共振点”：打工人身份、职场焦虑、制度迷思。不少人看完后在社交媒体上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李善德”。

　　有意思的是，剧版和影版都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作出了自己的解读。电视剧中，荔枝是一颗朝堂斗法的棋子，李善德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抗。电影中，杨贵妃的纤纤玉手甚至都没有触碰到荔枝，就被别的事转移了注意力。此时，镜头稍稍推远，多少奇珍异果堆叠在桌上，荔枝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种水果而已。再回想这一路送荔枝耗费的无数人力心力，百味杂陈，令人动容。

　　剧中，贵妃虽然遥不可及，但她的“口腹之欲”成为整个任务的正当性来源。电影中，大鹏选择让贵妃“隐身”。这一“留白”，其实是一种审美判断，更是一种价值选择。

　　这颗荔枝不是给贵妃吃的，而是喂给观众，让我们慢慢咀嚼的。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还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