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12日讯（记者 吴柯沁）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进程中，有一支队伍承担了“为人所不能、为人所不为”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党的隐蔽战线。
眼下，“岂曰无名 山河为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党的隐蔽战线专题展”正在宁波开展，这是国家安全机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展示抗战时期党的隐蔽战线历史的主题展之一。
大量文字史料和200余幅珍贵图片，打开尘封往事，让人们走近烽火岁月中以另一种方式直面生死、守护光明的英雄。
（一）“400小组”
宁波市中心中山东路与开明街交汇处，曾诞生过传奇的新四军反间谍小组之一的“400小组”。
1941年4月，日寇攻占宁波。
日本宪兵队将这里的一座洋房据为办公处，并设立牢狱和刑房。1943年，一位名叫朱人达的特殊囚犯被押解至此。
宪兵队看中了他的身份——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规劝他投靠日军。化名朱人达的周迪道假意应允，暗中上报组织，请求“将计就计”。
组织批准了。随后，周迪道向宪兵队提出组建密探队，一批由我党隐蔽战线的战士“化身”而成的秘密小组出现了，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在新四军内部后来称为“400小组”，有政治指导员乐群，组员周迪道、周斯明、徐笑奇等核心人员。
潜伏在敌人心脏旁的“400小组”，暗中搜集和传递情报、营救被捕同志、为根据地采购物资……
1944年底，上海党组织为浙东游击纵队筹得一箱炸药，却因封锁严密无法运出。任务落到“400小组”的假夫妻周迪道与徐笑奇身上。
出城要理由，一筹莫展时，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计划去上海游玩，周迪道想办法争取到了随行机会。
在上海，他们买来女士皮箱，下层放炸药，上层盖衣服。谁料在火车站，中国人的行李被日本士兵逐一开箱检查。
危急关头，周迪道把箱子塞给木场，让其误以为自己带的是金子，安然过关。火车上还有几次检查，但因皮箱放在“长官”身后，无人过问。最终，炸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顺利抵达四明山根据地。
徐笑奇后来回忆：“每次检查，我的呼吸都好像没有了。我是作了精神准备的，万一暴露，就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潜伏一年多的“400小组”回到根据地时，不仅拿着日军“临行赠礼”的电台和枪械，还带回一支60多人的敌伪部队。
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400小组”直接领导人丁公量晚年接受采访时感慨：“打入敌人内部，把材料完整拿出来，还能把这么多敌军策反，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在新四军抗战历史上，也就这么一支。”
（二）另一个战场
1939年，国民党终止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供应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面临经济压力。
1940年的一个夏夜，重庆红岩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卢绪章。
卢绪章出生于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1933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广大华行，主营西药与医疗器械。在实业界立稳脚跟后，他又组织“华联同乐会”暗中募捐、支援抗战。1939年，该组织已拥有万余名会员，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团体。
周恩来叮嘱卢绪章：以“资本家”的身份在重庆经营广大华行，暗地里与自己保持单线联系，完成组织的任务。
由此，卢绪章开启了新阶段的双面人生。
短短几年，广大华行在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开出分支，鼎盛时资产高达119亿元法币。同时，卢绪章多次掩护地下党同志出行，向根据地秘密输送物资和现金。
1942年春，韶关地下党急需经费。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亲自送款8.5万元法币。返回重庆不久，接头人被捕并供出“重庆老孟”，敌人到处搜寻。卢绪章紧急转移到昆明、成都，躲了两个多月。
卢绪章后来回忆：“当年我投身商界，过的是绞刑架下的日子，现在想来依旧惊心动魄。但每次把钱交给组织，心里就格外轻松，从没想过要为自己保留一分一毫。”从1937年至1948年，经他手为党筹集的经费总计近400万美元。
在另一条战线，书生也以学识为刃。
1935年，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新知书店”在上海创办，出版了两百余种进步书刊，成为宣传马列理论和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
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是来自浙江慈溪的徐雪寒，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出版家。他自学过日语，翻译出版过日本学者的《社会科学小词典》，参与创办过中国经济情报社。1943年，组织安排他到中共华中局情报部担任副部长，成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到抗战胜利前夕，华中局情报部从上海、南京传来的重要情报，几乎都要经过徐雪寒之手。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表扬。
烽火年代，商场与书店、账簿与书刊，都成了战场和武器。不同身份的战士，用各自的方式，战斗在隐蔽战线。
（三）英雄无名
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往事，让每一个参观者动容。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1944年冬天，他为《书报简讯》的题词，高度概括了隐蔽战线的职责使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党的隐蔽战线也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延伸，逐渐走向系统化、专业化。
抗战时期，党中央大力加强隐蔽斗争，先后组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局等专门机构，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举办专题展，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除了“400小组”、卢绪章、徐雪寒等来自浙江的英杰，还有一大批曾隐身于历史深处的人物。通过展览，他们的事迹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中央情报部情报人员阎宝航，预先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的全部军事部署等重要战略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潘汉年及东江游击队受到周恩来指示展开“秘密大营救”，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护送茅盾、夏衍、邹韬奋、范长江、梁漱溟等在内的800余人安全抵达大后方。
在伪满洲国，溥仪侄子宪东，伪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和侄子张绍维，毅然投身党的重要情报组织“东北青年抗日救亡总会”，搜集并传递大量日军重要内幕……
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岁月，这些看不见的“手”，通过一份份情报，影响一个个战局。这些无名英雄，用沉默和牺牲，共同点亮了胜利的曙光。
岂曰无名，山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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