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互助养老的“浙江试验”：怎样走得更远？

　　一袋垃圾，在六楼放了两天。杭州北山街道一处老旧小区里，78岁的郭大伯已无力自行下楼，终究没迈过那道门。这类不起眼的“小事”，件件是高龄独居长者的难题。

　　而同社区一条巷子外，60岁的王阿姨有着满腔热心，却苦于“力不知该往哪里使”。

　　近在咫尺，却彼此不知。浙江老龄化深水区里，藏着这样两副面孔：一面是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的照护困境；另一面是浙江400多万老年志愿者的“闲不住”。当深度老龄化碰上庞大的邻里资源，一道考题摆在眼前：那些散落在街巷里的善意，能否被编织成一张可靠的互助网？

　　宁波东胜街道史家社区，邬阿姨每天给邻居王奶奶捎一顿饭。王奶奶请记者为二人拍下合照。记者 郑宇 摄

　　4月29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今年以来，浙江各地纷纷开展试点，因地制宜探索互助养老服务的落地路径。

　　互助养老是对熟人社会情感与信任的再组织，当它被尝试系统化、标准化、甚至“半市场化”时，会不会在变形中失去最初的温度？这既是这场浙江试验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连日来，记者走进杭州、宁波、衢州的街巷里弄，探寻互助养老的真实模样。邻里是否有机会敲开长者家门，力所能及地搭把手？熟人互助走向低偿付费，情、理、法的边界又该如何划定？街道社区和第三方服务，应当以怎样的角色、何等程度介入其中？

　　这些问题尚无标准答案，却正是浙江不断破题的起点。

　　杭州北山街道友谊社区启动互助养老项目。记者 张亦盈 摄

　　供需如何对接？

　　组织善意的第一步，是看见那些被忽略的需求，联结那些无处安放的“热心”。

　　记者在杭州北山街道采访时了解到，高龄独居老人的需求仿佛“隐形”了——他们走不出家门，也不会用手机。

　　如何系统化梳理长者需求，并对接上有服务能力的热心居民，成为这场试验的第一个考题。

　　“社区里不缺热心人，但之前的‘信息不对称’让互助形不成合力。”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卿坦言。

　　今年4月，北山街道进行走访排摸，并发放互助养老相关问卷。经过调研后，该街道梳理出了蔬菜代买、上门理发、应急帮扶等“高频刚需”，单次5到10元的价格最易被长者接受。

　　于是，一张“低价清单”在北山街道应运而生。社区线上建起“能人群”和“需求群”，一发布、一呼应，形成闭环。

　　92岁的独居退休教师朱奶奶，在需求群建立第一天便发了一条语音：“谁能上门给我理个发？”60岁的王阿姨看到后立刻接单，当天携带理发工具上门服务，只收取5元的成本价。

　　王阿姨向记者展示理发工具。记者 张亦盈 摄

　　考虑到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该街道还设立线下联络点，由物管会工作人员代为“派单”。“线上是快速反应，线下是兜底服务。”何卿说，目前两个试点完成服务对接154人次。

　　正在运转的“低价清单”，是对互助养老可行性的初步探索。北山街道的实践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积极的回答：是的，善意可以通过社区平台被组织起来。

　　但追问也随之而来，线上“派单”极度依赖社区工作人员，社区“能人”发掘也离不开网格员走访。一位杭州街道工作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试点的时候能靠人力撑着，一旦全面推开，服务的精准和及时怎么保证？”

　　当联结的需求量不断放大，这种方式是否还能高效运转？

　　同样面对基层人力有限、效率不高的瓶颈，宁波选择向技术借力。

　　5月28日，在宁波鄞州区东柳街道，8位70多岁的长者正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试用一款互助养老小程序。老人在平台点击“发个心愿”，就能通过AI助手用语音发布需求。“社区能人”通过平台直接接单，不需要社区工作人员介入。

　　长者们正在试用“小瓣帮帮”互助养老小程序。记者 郑宇 摄

　　84岁的沈奶奶体验后，拉着开发方青瓣生活科技CEO提要求：“要是能上线更便宜的护工，最好是小区里的熟人，那就好了。”

　　技术可以提升对接效率，但无法凭空创造服务供给。该街道副书记严科平介绍，加入小程序的“社区能人”还不够多，该街道正考虑引入第三方资源作补充。

　　单靠社区内生的志愿力量，短期似乎难以撑起互助养老的服务生态。那么，借力已经成熟的市场资源，会不会成为一种有效补充？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引入“外援”，来联结更多善意？

　　记者在省内多地走访，看到了引入“外援”的更多实践。

　　“外援”力量应否引入？

　　“互助养老，说到底还是得靠邻里帮邻里。”采访中，不少老人这样告诉记者。但聊深了，他们也会叹气，“可万一病了、摔了，光靠邻居真不行。”

　　社区干部们更清楚，低龄老人能陪着聊天、买个菜、理个发，但遇上康复治疗、夜间陪护、失能护理这些“硬骨头”，再热心的“能人”也力不从心。

　　采访中，受访街道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困惑：当邻里善意无法覆盖所有需求时，是否应该引入更具专业性的“外援”来扩充互助养老的能力边界？

　　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让这股力量既不冲淡邻里的温情，又能兜住老人最急迫的需求，成了各地探索中新的焦点。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街道社区将“外援”力量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惠老意愿的实体商家，如中医馆、口腔医院及一些餐饮店；另一类是专业护理机构，能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治疗等刚性服务。

　　在下应街道，惠老商家均挂出标识牌。记者 郑宇 摄

　　为保障互助养老的公益性，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选择了一条引入“外援”的渐进路径：先引进实体商家的志愿服务作试点，观察其参与效果和适配度，再决定是否引入专业养老机构。

　　今年4月以来，下应街道与有意向的实体商家洽谈，将其业务与互助养老服务打通。在该街道东兴社区的方泰中医馆，记者看到老人们排着队，拿着自己的体检报告单，请坐诊专家免费解读。

　　方泰中医馆每周举行一次义诊。记者 郑宇 摄

　　“我们街道有五家医疗机构、药店为老人免费提供义诊、推拿、理疗、药品配送等服务。”下应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社区惠老工作基础较好，引入实体商家加入互助养老是“乘势而为”。

　　但瓶颈也随之浮现。上述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有长者家属反映老人出不了门，“失能老人需要上门洗浴、居家康复、心理疏导等服务，路边的商家提供不了。”

　　因此，下应街道开始尝试与专业养老机构“福寿康”合作，为老人对接其上门服务，并谋求低于市场价格的收费标准。

　　这种专业护理机构“嵌入”社区的路径，在衢州的互助养老实践中走得更深、更远。

　　去年3月，衢州市柯城区滨一村社区联合朗馨智慧养老公司，租下小区里的闲置住房，改造成“嵌入式”家庭养老公寓，目前该养老公寓4套房源中，3套已住满。

　　衢州滨一村社区原居安养“嵌入式”养老公寓，入住老人正在午餐。受访社区 供图

　　记者走进滨一村30幢一楼的养老公寓，86岁的毛奶奶刚用完午餐。毛奶奶告诉记者，她住的单间包房每月3500元，含三餐、保洁、助浴、理发，床头可以一键呼叫护理员。

　　在江山市虎山街道市心社区，一种“日间托管”模式也在试水。今年3月，社区联合乐邦为老服务中心，推出“早送晚接”的日间托管，10张固定床位，按半天、一天、一个月灵活托管。每日收费20-50元，还能使用民政养老消费券。有老人家属告诉记者，家里是“双职工”，白天没办法陪护老人。这种接送托管服务让他很安心，“像自己家小朋友上学一样。”

　　江山市市心社区乐帮为老服务中心提供的“早送晚接”日间托管服务。受访社区 供图

　　各地“外援”的尺度各不相同。但走访下来，几位街道干部的困惑相似：究竟该不该引入第三方力量？是仅仅把专业服务送上长者家门，还是把机构直接搬进社区？

　　“‘嵌入式’养老公寓和‘日托’养老，本质上对应着小规模养老机构和喘息服务，都属于正式的照护服务形式。”一位老龄事业从业者告诉记者，“它们与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清晰界线，如果‘嵌’得太深，互助养老与正式养老服务体系就没了区别。”

　　在衢州的嵌入式公寓里，老人每月花3500元，获得的是近乎机构化的服务，邻里的角色已经非常微弱；而在杭州的“低价清单”模式中，专业力量尚未真正入场。这两种方向指向了截然不同的未来。未来的考验或许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对此，也有专家提醒，将“外援”力量直接打包进“互助养老”的篮子，公益行为可能有“变味”的风险，其中的尺度需把握。

　　情理法边界如何划定？

　　当互助养老的基本盘搭建起来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收取低偿费用后，互助是“情分”还是“本分”？邻里伸出的每一次援手，背后的风险谁来承担？

　　当善意被定价、被管理、被组织，如何确保这份善意不会被“伤害”，这是这场试验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杭州，74岁的刘阿姨是下马塍社区助老服务队的“灵魂人物”。当社区书记廖枭涵第一次跟她提出“低偿服务”时，刘阿姨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我做了这么多年志愿者，突然要收人家的钱，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

　　这道心坎背后，是“社区能人”们更深的顾虑：“哪怕只收了成本费，志愿服务好像就成了‘买卖’，自己是不是要背上更多责任？”

　　今年，下马塍社区引入第三方机构“银发马塍mall”，由平台统一梳理需求、对接服务、定价收费，再支付给服务提供者。一个公益的平台，巧妙地化解了“面对面谈钱”的尴尬。

　　下马塍社区的“马塍mall”，为社区长者常态化对接外部志愿服务。记者 张亦盈 摄

　　收费的“心结”解开了，但风险这个“心结”仍悬在半空。

　　“护理过程中，母亲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责任谁来承担呢？”宁波鄞州区东胜街道陈女士说，想请社区对接一位邻里熟人给母亲送饭，“但一想到万一出事，邻里之间扯不清，我就有些打退堂鼓。”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一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曾有长者家属私下向他咨询：“如果付了钱，性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双方要签雇佣合同？”

　　低偿，让互助行为从“纯帮忙”滑向了一种模糊的“准契约”，风险边界反而更难以界定。互助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究竟该由社区和平台担责，还是让居民自己认赔？谁来为这份被组织起来的善意兜底？

　　杭州北山街道推出了互助“双准入”机制，从源头保障供需双方可信可靠，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对“社区能人”，由社区牵头人面谈核实身份、健康状况，优先吸纳常住居民、党员、楼栋长；对受助老人，详细登记健康状况、家属联系方式。

　　杭州翠苑街道开始探索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为长者增加一份保障，为热心居民多添一份安心。2015年以来，杭州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就已被纳入民生工程。街道进一步呼吁，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邻里互助场景的普惠型保险产品，“让每一次善意的出发都有保障”。

　　宁波鄞州区东胜街道则拿出了一份互助契约。4月中旬，该街道拟出一份《邻里互助免责声明》，将“互助养老”行为界定为“居民之间的自愿守望相助行为”：无偿服务属于义务帮工或好意施惠，不产生劳动关系；低偿服务属于成本补偿的非商业行为，不构成消费服务合同。

　　东胜街道的《邻里互助免责声明》（部分）。记者 郑宇 摄

　　“这份声明属于一种民事契约，且对互助行为性质的界定较为合理。”浙江大才申律师事务所主任方智表示，通过服务事前签署免责声明，一定程度上能为居民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5月下旬，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份声明的推广还比较有限，签署的“社区能人”还不多。方智也向街道建议，签署形式可调整得更加灵活，“志愿者、长者分别向社区签一份即可，不用每次服务都由双方签字。”

　　东胜街道副书记洑景亭表示，会不断优化这份声明，“让热心人没有风险顾虑，让长者没有心理负担，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浙江的这场试验，底色是温暖的，但路径是审慎的。

　　它试图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中，为老龄化的中国找回一种“邻里相望”的传统资源。然而，当这份资源被制度、契约、市场重新编织时，它能否做到既不失温度，又足够坚韧？

　　这个试验尚无一个现成答案，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件事不能只靠几个热心的社区书记，也不能只靠几个能干的王阿姨。它需要更精巧的制度设计、更托底的风险保障，也需要整个社会对“老”这件事有更清醒的认知和更耐心的投入。

　　专家观点

　　要厘清“互助”的边界

　　刘晓婷 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互助养老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对正式养老服务体系的一种补充。一个成熟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应当先把正式服务做实做强，在此基础上发展互助养老。

　　推进互助养老，要厘清“互助”的边界。它不是用邻里善意替代专业照护，也不是把社区服务简单低价化、志愿化，而是在正式养老服务体系之外，激活熟人社会的守望相助，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情感陪伴、日常照应和力所能及的生活支持。

　　社区负责搭平台、做匹配，专业机构负责提供托底服务和技术支持，邻里居民则在安全、可承受的范围内参与互帮互助。像上门理发、代买、陪聊这类服务，既可以是邻里互助，也本就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应有之义。但助浴、护理、康复、陪诊、失能照护等专业性高、风险大的事项，绝不能简单推给热心邻居。

　　各地在探索互助养老时，应避免把互助养老过度泛化。不能凡是低价服务、商户让利、机构入驻都归入互助养老。也不要把互助养老责任过度下沉，让社区能人、低龄老人承担本应由专业体系承担的照护压力。

　　只有把政府、市场、社区、家庭和居民各自的责任边界划清，互助养老才能既保有温度，也守住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