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一旦形成，万物自然生长

　　最新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胡润研究院，2026年6月）显示，杭州以25家独角兽企业位列全球第九、全国第四，其中DeepSeek以3400亿元估值成为新晋独角兽企业榜首，与蚂蚁集团共同构成杭州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双塔”。

　　独角兽榜单从全球视野勾勒出了创新的动态版图。如以数据为经、以时间为纬，我们看到，过去20余年，杭州科创清晰地呈现出三重画像：电商平台、数字科技、AI硬科技。三重画像的嬗变，不仅记录了杭州城市产业转型的轨迹，更揭示了城市创新生态从“盆景培育”走向“雨林演化”的内在机制。

　　杭州科创呈现的第一重画像是电商平台（2015年前）。1999年阿里巴巴创立、2003年淘宝上线，为杭州奠定了“电商之都”的底色。2015年前，杭州诞生的独角兽及“毕业生”集中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软件服务领域，创业者以60后、70后为主，学历背景以本土高校为核心，核心特征是模式创新，资金渠道依赖自筹资金和早期天使投资。从产业赛道看，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软件服务占据绝对主导，与本地制造业呈现“前店后厂”的松散耦合——周边制造业为电商平台提供货源，但数字化改造尚未广泛触及生产端。此阶段杭州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定位是模式的“追随者”与规模的“应用者”，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日用商品的市场规模和交易量上。

　　第二重画像是数字科技（约2016—2022年）。这一时期科创主体发生了代际更替，以80后为主，90后开始崭露头角，“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四路大军正式形成。2015年前后，从阿里巴巴离职创业的人数已达2万余人，构成了独特的“阿里裂变”现象。政府引导基金起步，浙商资本从传统产业向科创领域延伸，资金渠道从单一走向多元。

　　这一阶段的深层意义在于“数字基因”的显性化与扩散化。赛道结构发生显著分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崛起，电商时代积累的数据能力、算法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开始向制造业、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渗透，形成了“数字+产业”的融合创新范式。与本地制造业的关系从“销售端线上化”深化为“生产端数字化”，“数字赋能”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路径。

　　2023年以来，科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AI硬科技崛起，第三重画像呈现。仅杭州西湖区，到2024年底就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2183家，其中上市公司8家、新三板挂牌7家、独角兽（准独角兽）31家，展现出AI产业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26年，全市独角兽增至25家，“六小龙”全部晋级独角兽行列。

　　最具标志性的是创新主体的质变：创始人以85后、90后为主，且大多毕业于国内高校。从产业赛道看，2026年新晋8家独角兽全部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硬科技赛道。资金结构呈现“耐心资本”特征：云深处科技成立之初即获杭州国资科创子基金天使投资，宇树科技通过多轮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接力投资。浙商资本在AI硬科技领域参与率达65%，体现出本土资本向技术前沿的梯度渗透。2026年8家企业上市，创近6年最高纪录，累计38家独角兽成功“毕业”，“在榜+毕业”的双重指标，印证了杭州的创新生态已实现从“培育幼苗”到“雨林成长”的跨越。

　　科创画像的迭代，绝非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创造性转化”的深层机制在起作用，即“数字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其根基正是电商时代积淀的能力底座。杭州在电商黄金20年积累的算法能力、数据思维、平台运营经验，并未随产业周期更替而消散，而是作为“遗传信息”被完整保留下来，构成了今日硬科技创新的底层操作系统。面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硬科技赛道的新需求，这些“基因”发生了深层“变异”：算法能力从服务电商推荐转化为大模型训练的基础设施，数据思维从消费行为分析转化为推动科研范式变革的动力，平台经验从电商生态运营转化为开源社区的治理与协同能力。

　　与此同时，创新生态的演化遵循生物群落的规律——从孤立的“优势物种”走向协同的“群落共生”，“种子独角兽—准独角兽—独角兽”的梯度培育生态正加速成型，这种“批量制造独角兽”的代谢能力，正是“群龙生态”持续孕育新物种的证明：旧的“龙头”企业毕业退出，新的“小龙”接续崛起，创新火种永不熄灭。这正是杭州从“电商之都”进化为“AI创新之都”的底层密码。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杭州创新生态的演进遵循着“要素集聚—网络协同—生态完善”的三层递进逻辑。第一层是要素集聚：通过人才政策、平台搭建、政府基金引导，实现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基础研究的人才储备与“两栖型”科学家的成长土壤。第二层是网络协同：以浙大为代表的高校提供基础研究人才与原始创新成果，阿里巴巴提供应用场景与产业协同，海归人才带来国际前沿视野，本土浙商提供耐心资本——四类主体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政产学研金”的深度耦合，形成了知识溢出、人才流动、资本匹配、技术转化的网络化协同机制。第三层是生态完善：从“发现—陪伴—上市”的培育闭环，到“种子独角兽—准独角兽—独角兽—毕业生”的梯度跃迁，杭州形成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自洽系统。2026年万物生长大会数据显示，杭州准独角兽已达413家，构成厚实的“预备队”。

　　杭州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创新驱动背景下，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创新生态与营商环境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命题。营商环境侧重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保障产权安全，是一种“底线保障”机制；而创新生态则侧重于知识溢出、人才流动、资本匹配、技术转化的系统性耦合，是一种“上限突破”机制。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创新生态完善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许多城市的营商环境评分并不低，却未能孕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其根源正在于创新生态的系统性缺失——或是重招商轻生态建设，或是耐心资本供给不足，或是高端创新要素无法形成协同网络。

　　面向智能经济时代，创新生态的优化需把握4个关键。其一，动态校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边界。政府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积极作为，但对具体技术路线保持“审慎无知”。DeepSeek的崛起并非政府规划的结果，而是生态自发演化的产物。政府资金要发挥引导作用，但运作机制要市场化，避免行政干预对创新方向的扭曲。其二，构建适配初创企业或“一人公司”（OPC）等新形态的制度环境。从表彰“大树”转向搜寻“种子”，为初创小公司或“超级个体”提供成长土壤，包括提供耐心资本。其三，打造“开放开源”的全球枢纽。科创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单一技术的竞争，更是生态的竞争。支持开源平台建设，从“技术输出”走向“生态输出”，是创新能级跃迁的必由之路。其四，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对失败的宽容、对试错的鼓励，要体现在投资协议中的容错条款、政府考核中的长周期评价、社会舆论对创业失败的理性看待等，这是“从0到1”突破的隐性基础设施。

　　从独角兽企业的稳步增长，到从“蚂蚁独大”向“六小龙”矩阵的结构性跃迁，杭州用20余年，完成了创新生态的系统性重构。这场重构的启示在于：城市创新活力的真正标志，不是培育了多少独角兽，而是有多少独角兽能够持续成长、最终“毕业”登陆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决定企业能否“活下来”，创新生态决定企业能否“长出来”。当城市建立起“要素集聚—网络协同—生态完善”的“雨林”，创新便不再是偶发的“盆景”，而是代际相传的能力。因此，与其复制杭州的“六小龙”，不如学习其培育“雨林生态”的方法论——因为生态一旦形成，万物自然生长。

　　（盛世豪，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