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故事 | 《栋梁》为何在西湖首发

　　船在湖面上缓缓移动。苏堤在窗外，雷峰塔在远处。

　　韩真和周莉亚坐在西湖的一艘画舫上，被问起“栋梁”这个名字。

　　她们是舞剧《栋梁》的总编导。两天后，这部戏将在杭州运河大剧院首演，随后开启为期四个月、覆盖近20座城市的全国巡演。

　　两人此前的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都是现象级舞剧。这一次，她们把目光投向了林徽因，和一百多年前那群“逆时代”而行的知识分子。

　　起初，剧组觉得“栋梁”这个名字太硬了，不像一个艺术作品。但最终还是留下了——因为她们发现，那群人的脊梁比这两个字还硬。

　　这篇文章不写舞台上的《栋梁》。写的是舞台之前，她们走过的那条路——在那条路上，一本1937年出版的老书被演员翻开时还带着滚烫的温度；一位清华的教授在排练厅里摘下眼镜，泪流不止；一张手稿上留着“这根线上移5毫米”的郑重标注；以及，一盏马灯曾照亮过一个民族最艰难时刻的图纸。

　　山西的路

　　从佛光寺到应县木塔，开车需要好几个小时。

　　柏油马路，导航精准，车窗外的风景是标准的北方山野。韩真记得那天车翻过一座大山的时候，车上有人感叹了一句：“当下的我们走这条路都那么艰难，更不要说那个时候了。”

　　“那个时候”，是1930年代。林徽因和梁思成走这条路的时候，没有柏油马路，没有导航。

　　于葵在“西湖首发”见面会上讲过一段细节：1934年8月到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跟费正清夫妇去晋汾考察，本来是一场逍遥避暑，结果被两人“故意带偏”，变成了一场艰苦的古建之旅。三百里路，大部分时间在步行，有一天在烂泥里跋涉了十几个小时，到了旅馆，“几个人完全瘫在那里，以至于再也动不了”。

图片由剧组提供

　　更让人沉默的是时间线：9月中才结束晋汾考察回到北平，10月就到了杭州测绘六和塔。几乎无缝衔接。

　　周莉亚在采访中说起这段路的时候，声音是沉的。不是因为路本身难走，而是那种“当下走都难，当年怎么走”的对比，让“坚持”这个词突然有了具体的重量。

　　所以，她们后来在编舞时提炼出来的，不是一个“测绘”的动作，而是一个“跋涉”的过程——测量的姿势只是表皮，跋涉的姿态才是骨骼。

　　舞台上那段翻山越岭的群舞，没有复刻任何测绘的专业动作。那些身体在空间中移动的方式，那种步伐里的沉重和笃定，来自佛光寺到应县木塔之间那条真实的路。主创团队没有让演员去“演”测绘，而是让他们去“走”——走那条路在身体里留下的记忆。这是舞剧创作里最难的一种转化：不是把历史搬上舞台，是把历史的“体感”搬进身体。

图片由剧组提供

　　还有一段路，是于葵后来讲的。梁思成当年为了拍一张应县木塔的完整全景照，扒着塔外的铁链往上爬，两脚悬空贴在塔身外侧，脚下是几十丈的高空。好不容易爬到顶上，又来了一阵雷暴，他差点没抓住铁链。事后他跟林徽因描述的时候，高兴地说：“这个塔简直好到喘不过气来，可惜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同赏这个风景。”

　　那种“高兴”，比任何悲壮都动人。

　　杭州的塔

　　杭州有白塔，有六和塔。

　　闸口白塔立在钱塘江边，一座石塔。韩真形容它的时候用了一个很重的比喻——像一个老人。战火的痕迹，风化的痕迹，塔身已经不完整了。看到那些沧桑的痕迹，“总是会莫名地很心疼”。

　　这种“心疼”指向的是更远的地方。1934年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杭州，受浙江省建设厅邀请，商讨六和塔的重修方案。他们在杭州待了十天，测绘了六和塔，也测绘了闸口白塔和灵隐寺双石塔。每一个斗拱都量过，再与《营造法式》逐条比对。

　　那份六和塔的复原计划做得极其细致，但最终没能实现，因为抗战爆发了。

　　韩真说，人总是有像历史一样，有颇多的遗憾。这种遗憾在创作人物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情绪的积累，最终变成某一个段落的支点。

　　这个支点没有被浪费。《栋梁》舞台上，白塔的僧人、六和塔的童子，都被“活化”成了人物形象。不是装饰性的元素，是从那段未竟的历史里长出来的身体。那些形象站在舞台上，本身就是在说一件事：有些事没做完，但有人记得。

　　杭州的塔也不只是采风的对象。周莉亚说过一句话，测绘对于林徽因而言，她画下了自己的一生；而在舞台上，整个叙事也是一次测绘。用测绘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人，用图纸的格子去丈量一生——正是这部剧的叙事逻辑本身。

　　还有一个细节，藏在清华建筑学院保存的一张手稿里。梁思成在一张图纸的局部标注了两行小字：“这根线上移5毫米”，“这根线和下面的细节下移6毫米”。为了几毫米的偏移，他反复推敲，郑重标注，以防最后整理图纸的人没有留意。

　　五毫米，放在任何一栋建筑上都可以忽略不计。但那就是那一代人的“基本功”——毫厘之间，是对历史的敬畏。

　　远洋的箱子

　　采访韩真的时候，她讲了一个意象，讲得很完整，几乎不需要追问。

　　“我空着箱子走出去，我满载而归来。箱子里其实完成的是我一生的著作。”

　　这是全剧开篇的“远洋”段落，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远渡重洋求学，箱子是空的。回来的时候，箱子满了——装的是手稿，是图纸，是一辈子学到的所有东西。韩真说，梁思成林徽因真正穷困潦倒的家当就是他们的手稿，手稿就是命。

图片由剧组提供

　　这解释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舞台上会用蓝色的测绘格子纸作为贯穿全剧的视觉元素，为什么演员手中拿的是真实的老物件，为什么道具组从网上收来一本1937年出版的书，上面还写着原购买者的名字……每次一排练，演员翻开的时候，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那本书上，好像有滚烫的温度。

　　还有一个小故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畅到访剧组的那天，刚好在拍定妆照。刘畅走进扮演营造学社成员的演员队伍里，几乎认出了百分之八十的角色。然后他摘下眼镜，一直在旁边流泪，说太亲切了、这一切都太熟悉了。演员们也哭了。那种感觉，像是扮演的角色突然得到了认可——跨越山河的久别重逢。

　　还有于葵看到舞台上先辈手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那些手稿的工整和干净，出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候，外公外婆家里最重要的“家伙”，是一盏用来画画用的马灯。靠着那盏灯，靠着对山河的热爱和精神上的富足，他们撑过来了。

　　那个箱子里的东西，后来成了新中国各个学科宗师级人物的家底。所以，9月10日教师节首演，也是这个意思。那一代知识分子，后来成了各个学科的老师和大前辈。他们对每个学科都扎下了根，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韩真说，她们做这部戏，最想传递的是“有形之栋梁，立建筑于大地；无形之脊梁，撑文明于千秋”。这句话听起来像口号，但如果你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知道手稿的工整和干净出自战火纷飞的年代，知道那盏马灯照亮过什么——就知道它不是。

　　三条路，三座塔，一个箱子。

　　《栋梁》的主创们用三年时间走完了这段路。她们没有告诉演员“你要演一个很伟大的人”，她们只是让演员翻开那本1937年的书，穿上那个时代的衣服，然后站到舞台上。

　　剩下的，身体会记住。

　　书信

　　2026年9月9日，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栋梁展杭州馆开馆展览上，展出了一封1937年林徽因写给8岁女儿梁再冰的信。

　　1937年6月26日，梁思成、林徽因和几位营造学社的成员离开太原进入五台山考察，此间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收到家信和电报，到7月15日回到太原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一周——回北平的火车不通了，他们慌慌张张地绕到大同，由平绥铁路才好不容易地回到北平。

　　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却决定不离开形势日益紧迫的北平，他们相信，个人的生命在这座古城的存亡、国家的命运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林徽因就在那时，郑重地致信正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儿梁再冰。

　　“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

　　于是妈妈就在信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写了十条，像一篇科学报告一样清晰，她向女儿讲述山河动荡，归途艰难，战乱中世事变迁，林徽因安顿好女儿，并跟她说自己和梁思成会和一批学者一起坚守北平，“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要顶勇敢，中国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图源：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六页纸的信件里，很重要的内容是介绍爸爸妈妈在这趟山西考察古建筑的经历，林徽因还连说带画——在一张涵盖河北省和山西省的手绘地图上，画下了他们走过的一圈路。她提示女儿要细看，“注意万里长城，太原，五台山，代县，雁门关，大同，张家口等地方，以及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平绥铁路，你就可以明白一切。”

　　竟然会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家书里如此郑重其事地与8岁的孩子谈工作、谈家国信仰！

　　小儿子梁从诫后来也曾说起过，林徽因一直很喜欢“对小牛弹琴”，她常常会和儿女们谈论世人看来小孩子不能理解的话题。

图源：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这是梁家特有的“大朋友与小朋友”之间平等的交流习惯，可能也是林徽因自己从小就有的生活经验。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陆官巷——祖父林孝恂的官邸。1906年林徽因2岁时，祖父林孝恂正式到任杭州仁和县知县，在今天吴山北麓河坊街北侧的仁和署办公。

　　据说林徽因的美丽容颜甚得祖父母的遗传，而她的敏锐聪慧，也是继承了由祖父开创的家学学风。

　　林孝恂出翰林，却少有官场迂腐之气，他思想开明超前，鼓励创意和新学，称得上是“旧时代里的新官吏”。早在19世纪末林长民还在少年时，林孝恂就在杭州万安桥旁办了林氏家塾：分东、西两斋，东斋讲授旧学（国学），西斋教新学（现代与西方科学），并聘请了古文名家林纾和新派名流林白水，分别为两斋主讲。

　　林孝恂还聘请加拿大人华惠德、日本人嵯峨峙来家中教授英文和日文。他对家中的女性一视同仁，她们可以和男孩子一道读书，接受启蒙。

　　日后从家私塾里走出的一代代林家儿女，都成了时代潮流中的先驱。

19世纪末，林孝恂携全家合影于杭州仁和县官邸（陆官巷）庭院。右四：林徽因祖父林孝恂；右八：林徽因祖母游氏；右三：林孝恂长子、林徽因父亲林长民 图源：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7岁之前，林徽因一直长在祖父母身边。得到老人特别的疼爱，并不意味着娇生惯养，相反，林徽因很早就承担起了照顾长辈和弟妹的重担。

　　儿时的林徽因不常见到父亲林长民，她2岁时，28岁的父亲即东渡日本；此后，林长民也长年宦游在外。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与二娘程桂林都不通文墨，当时祖父母也已是年迈多病，弟弟妹妹又太小，所以与父亲沟通联络、向他汇报家里诸项事宜的重任，都落在年幼的林徽因身上。

　　近十年在梳理资料时，于葵发现，林徽因至少从6岁开始，就与远在外地的父亲有了书信往还。

　　家人至今保存着一批林长民写给儿时林徽因的家书。比如1910年3月，远在京、津的林长民收到女儿徽因两封书信，欣慰之情不能自已。20日，他复信6岁的女儿：“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

　　此后，林长民屡得女儿书信汇报家事，如何安排家里种种琐事，均由徽因代转。祖父的身体状况、两位母亲的生活，甚至祖父室内炉火温度，林徽因都要时时照应。作为长女，林徽因较之同龄人更早地成熟，她懂得父亲对家的牵念，尽一己之力为父亲分忧，让他放心。

　　阳光

　　也是6岁的那年，林徽因得过一场病。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在书信中跟父亲提及，可能没有——或许她不想爹爹担心，也或许，她并不认为生病痛苦，因为当她1946年42岁时回忆起这段经历，竟然是极其的浪漫：

　　这里要说到我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六岁那年，我出天花，在一间房内闲住。……

　　那时大概刚是午后两点钟光景，一张刚开过饭的八仙桌，异常寂寞地立在当中。桌下一片由厅口处射进来的阳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个绝对悄寂的周围伴着这一片无声的金色的晶莹，不知为什么，忽使我6岁孩子的心里起了一次极不平常的振荡。

　　很遗憾的是，一百年以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中，“陆官巷”整条街巷湮灭在了历史中。

　　但林家人后来搬至的蔡官巷至今犹存，与东面的陆官巷平行，间距不过百米。

　　2026年9月10日，我和浙江省城市科学研究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约在河坊街府前街口见面。仲老师特地选了吴山广场西面这个交界点，因为处于吴山广场和西湖之间仅仅60米的府前街，连接了北面的旧仁和署，和南面林徽因后来居住的蔡官巷故居。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仲向平在杭四中（今吴山校区）读书，有一回他去找一个住在陆官巷的同学，“他们家和几十户人家一起住在一个很深的老宅院里头，我走过一进又一进，到第三进的最里面，才到他家。”同学说，这是以前一个大官的房子——

　　十年前，仲向平和杭州市规划局的工程师一起经过调研，在新的杭州地图上标注出了林家陆官巷老宅的位置：大约在今天中大吴庄最南面和蔡官巷交界区域。当年仲向平同学住的地方，应该就是林徽因出生时的宅院。

　　在林徽因不多的文字记录里，陆官巷的家是一座“粉白墙围着多进院的老派头旧式家族宅第府院”。

1910年林徽因（中）6岁时与父亲林长民、胞妹麟趾（左一）在杭州蔡官巷家里 图源：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9月10日这天，我和仲老师往蔡官巷走，先经过了今天被圈定为林徽因故居的“蔡官巷23号”。在走向远处陆官巷林家老宅当年所在区域的路上，会经过一片草坪：在中大吴庄西面，贴着蔡官巷，大约1200多平米——这里是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也就是宋宁宗的皇后杨皇后的宅邸。

　　2001年，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整地揭露出了一组建在夯土包砖台基之上的南宋官式园林院落：正房、后房、东西两庑、夹道和中心庭院。

　　发掘完成后，遗址被原地保护性回填，上方覆土、铺设草坪。

　　这是多么神奇的互文啊：

　　要知道，当1925年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了梁启超先生寄来的北宋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时，他们惊喜、兴奋之余又感到失望和苦恼：“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懂。”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梁思成和林徽因确立了一生的学术目标：破译《营造法式》，填补对中国建筑认知的空白，撰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林徽因幼年时，可能知道自己家里所在的吴山脚下，是南宋临安府旧地。但她并不知道，就在林家家宅底下，正是一座最高规格的宋代官式建筑。冥冥中，她早已和八百多年前的李诫成为知音。

　　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受到创始人朱启钤先生的邀请，加入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从此他们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努力寻找《营造法式》时代的木结构遗物，开启了解码天书的漫长旅程。

　　也就在这个解密的过程中，在1937年那趟五台山行程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现存的最大规模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

　　1937年6月底，考察的第三天傍晚，远视的林徽因在夕阳里，从远处望见了佛光寺东大殿内顶四椽栿梁底模糊的毛笔墨迹：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再结合大殿门口经幢上的记录，营造学社的成员由此能够准确地锁定，这座古建筑的建造年代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距离6岁时陆官巷的那片阳光二十多年以后，又是一泄不可思议的阳光。

图片由剧组提供

　　1912年，林徽因8岁时，林家离开杭州迁往上海。

　　就在这一年，杭州政府开始谋划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规划旗营旧址为“新市场”，修建湖滨公园，也就是后世所说“城市美化运动”的开端。

　　这一年，秋瑾墓重新归葬西泠桥畔，西湖开始被注入近代革命纪念的内涵，山水名胜转向公共纪念空间。

　　2026年9月8日“西湖首发”那天，我们就在五公园下船，那是杭州最早辟建的湖滨公园之一。

　　林徽因离开杭州时，虽然没有看到新杭州的诞生，但她亲身经历了旧杭州的落幕，一定感知到了新城诞生的种种变化。

　　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提出“建筑意”的概念，指出古建筑审美中，存在超越诗意、画意之外，由营造技艺、物质遗存与时间历史共同生成的独特精神意蕴。

　　当时林徽因撰写的系列科普散文《我们的首都》中，她用饱满的笔墨，赞美过北海公园——这个都城心脏地带的湖山胜境。

　　林徽因一生没有写下称颂杭州西湖的完整篇章，但她描写如画的湖岛楼台，称园林为城市的肺腑，这种对城湖相融景观的体会，很可能就来自她童年在这座江南府城留下的审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