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琮谱”大展：124件玉琮首次同框，四个考古人的琮缘

　　9月28日，83岁的王明达去了一趟良渚博物院。前段时间他被“很多玉琮广告”刷屏，这位良渚反山遗址发掘领队，发现了玉琮王等多件玉琮精品的考古学家，特地和妻子赶来看展。

　　这是良渚博物院新开的大展：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主角只有一个：琮。

　　良博院有“琮谱”，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在“执礼”，良渚璧钺展也在同步展出。这个国庆假期你可以一次集齐良渚“三件套”。

　　我们对于良渚文化的入门级器物，就是玉琮，在很多人眼里，它是良渚最美代言人。

　　没错，玉琮的发明人，就是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原创的器类，在良渚文化时期迅速崛起，迅猛发展。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良渚文明社会实体崩解后，玉琮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这次展览，不止展出良渚出土的玉琮“本琮”，还有龙山时代、商周直至宋元明清时期的演进之作——虽然后世的玉琮面貌已经和良渚人的传统完全不同。

　　可以说，这是一个“琮头到尾”的展览。

　　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的124件琮与琮式器，首次同框，将展到11月29日。有良渚反山、瑶山，四川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再到河南殷墟、八里岗遗址、应国墓地，山西晋侯墓地与清凉寺墓地等等——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玉琮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这不是一句广告，展览再次具象了。

展览现场

　　那天为王明达讲解的，是赵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也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赵晔长期从事史前考古，参与主持了莫角山、卞家山、官井头等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曾负责良渚遗址群的系统调查。

　　但是前几天，他的同事王宁远爆料：“做良渚考古的学者大部分都挖出过玉琮，赵晔老师例外。之前挖出来的要不然是残破的，要不然是扰乱层的，据说当他退休手续办完第二天，终于在工地上出土了一件（偷笑的表情）。这次由他策展琮展，可谓得偿所愿。”

　　跟赵晔有点像的，是蒋卫东，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在大展开幕式上，他被很多记者临时抓住划重点。蒋卫东是考古人出身，他曾发掘过四个玉琮，大部分也比较“丑”，但其中最漂亮的一件，也是颠覆他认知的琮，就在展览中展出。

　　而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前不久为大展做了一次讲座“良渚的琮”。我没有问过他三十多年考古生涯发掘过几件琮，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每位老师都有对良渚玉琮的读释，我和大家的唯一区别，就是画琮画得比较多，画良渚玉琮，我是最多的。”他说。

　　今天的文化故事，我们不讲琮为何物，要来讲讲四位考古人和玉琮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对于玉琮的读释，都来自中国现代考古学。

　　【1】

　　如果要给这节取个小标题，我想是：琮来没有人如此。因为只挖过四件琮的赵晔策展了有史以来最多琮的展览。

　　“我总共挖了4件玉琮，虽然都不怎么好看，但是都能说明问题。”赵晔笑。

　　他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截至2011年，有玉琮发掘品（含能确定遗迹单元的玉琮采集品）的良渚文化墓地共15处，涉及墓葬40座，国内总计出土玉琮119件；良渚文化分布区内各文物收藏机构收藏的良渚玉琮征集品（采集、收缴、捐献等）54件。

　　赵晔说，15年过去了，玉琮的数量增加不多，也就二三十件。目前有发掘单位和采集地的良渚玉琮总数，大约在200件左右。

　　其中，寺墩3号墓出土33件，反山王陵21件，瑶山王陵16件，占了发掘品琮总数的59％。

　　这说明，琮的数量并不多，它在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晚期寺墩区域中心占据重要地位，这更能说明玉琮出现的地点非常集中，普通人几乎无法拥有。

　　但赵晔发现了一个例外。

　　2024年7月，赵晔从省考古所退休，进行了四年考古的浙江海宁朱福浜遗址进入发掘尾声，这是一个反映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基层村落。

　　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他从133号墓的中部，起取出一件玉琮。

　　赵晔发掘过40多处良渚遗址，这是他发现的第四件玉琮，也“终于”发现了一件完整玉琮。在这次展览里，它淹没在124件展品里，如果不说，你或许不会多看一眼。

　　这是一件单节琮，造型规整，刻着简化的人面纹，受沁严重，表皮大部分剥落，局部尚存玻璃光泽。看起来没“毛病”，而且“很良渚”。但赵晔一脸问号。

　　133号墓孤零零埋设在两土台之间洼地的填土中，随葬品只有12件，分别为鼎2、双鼻壶2、豆1、罐1、石钺2、玉琮1、锥形饰1、玉管1、叶蜡石珠串1（13颗）。从陶器器形判断，这是良渚晚期墓，所以这是一件晚期玉琮。

　　刚才说了，玉琮不是一般良渚老百姓可以拥有的，它是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而从这个墓坑和随葬品看，显然是个小墓，墓主人是个平民，不是贵族，整个墓里，只有这一件像样的玉器，居然还是玉琮，“按理他根本就不够格，他不可能拥有这个东西。这件玉琮是怎么来的？”赵晔觉得很意外，一度揣测这件玉琮是偷来或抢来的。

　　但是，清理完后，他又发现了一个细节。嗯？这玉琮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

　　神人鼻子的纹饰很奇特，是用类似直尺刻划出来的交叉束状平行直线。

鼻饰细部

　　线图

　　良渚玉琮的神人鼻子基本是象形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有鼻翼，总体由具象向抽象发展，最极端的鼻子只有凸块，上面没有任何刻绘。但朱福浜的玉琮鼻饰为几何形，放眼所有良渚玉琮，都没有这样的鼻饰，是孤品。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人的“国徽”，是良渚人共同信仰的logo，玉琮是它的最佳载体，良渚玉琮的规整度很高，误差都是毫米级的，非常精工。但是，这种纹饰，对所刻玉料的质量要求很高。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高级的透闪石资源匮乏，只能用铁含量很高、杂质很多的阳起石，也就是青绿色玉器，但它刻不了复杂纹饰。高等级大墓使用蛇纹石的比重开始增加，致密度远不如前者，很不适合精雕细琢。以往可以在1毫米之内细刻五六条细线的微雕工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偷盗者不可能那么巧偷到或抢到这么一件古怪的玉琮。这种变化可以说比‘错版’和‘粗陋’还要出格。”赵晔说，良渚晚期逐渐礼崩乐坏，导致“潦草”玉琮和不合规制玉琮出现，“他才能干这种事情，要不然得砍头。”

　　除了这件孤品，赵晔还发掘过一件孤品，第一单元的第一件展品，就给了它。但是如果啥也不说，你能认出这是一件琮？

　　看起来倒很像某品牌的手镯。

　　它从官井头92号墓中出土，原本确实是一件“镯子”——专业术语是镯式琮，但断成了三截，是一件标本。

　　赵晔发现，断就断了，良渚人居然在断掉的三截头上都钻了钻孔，也就是说，可以用线绳缀合起来，继续用。“说明玉琮就是很珍贵，断了以后，人们还想办法把它重新整合起来，可以戴。”

　　还有一个特征，这件琮式镯是切割过的——不是破掉，而是人为切割，切了一半，下半部分没有了，上半部分还剩下一半神面的眼睛。

　　那这个兽面的完整样子是什么？良渚人或许以为我们再也不知道了。

　　但是考古会说话。江苏张陵山遗址发现了一件镯式琮，兽面纹的大眼睛，和这件几乎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复原它原本的纹样，也知道了良渚早期镯式琮的形态。

　　而这样的对照复原，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玉琮是由这样的圆镯转化而来。比如瑶山9号墓，是良渚遗址群中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良渚显贵大墓，出土了一件环镯式的圆琮，可以戴在手上，这次也展出了。而多节面的小琮，形制已经完全和我们熟悉的有四角凸起节面的矮方琮一致。也就是说，在良渚文化刚刚拉开序幕之时，玉琮的“基本款”——内圆外弧、凸有四角、分割四角的直槽、中间贯穿射孔，就被精心设计并确立。复杂的平面和立面，是良渚先民对宇宙空间的构想，投射了他们的宇宙观。

　　瑶山9号墓出土镯式琮

　　瑶山9号墓出土琮式管（小琮）

　　瑶山9号墓同出的琮式锥形器和琮式管（小琮），体积很小，但即便是一个管，也要刻上琮的元素，它们不是独立使用的，需要和别的器物组合起来用。“但是，它们的等级依然很高，因为有琮的元素，一般人是用不来的。这就告诉我们，良渚早期，琮已经建构出来了，已经一步到位设计好了。”

　　“如果把这些小琮放大，比我们赵晔老师挖的朱福浜的琮要靠谱得多，要更像琮得多。这当然是琮。”讲座时，说到这些小琮，方向明不忘“补刀”。

　　瑶山9号墓出土琮式锥形器、带盖柱形器

　　良渚玉琮有切割的特性，可以一分为二，也可以切1/3、1/4。赵晔发掘的另一件“破掉”的琮，来自海宁佘墩庙遗址，下半截就切割掉了，展览也能看到。

　　“但不管怎么分割，它都有神圣价值，人们都会想尽办法再利用。”赵晔说。

　　方向明在《图说良渚玉器》中讲到，玉器成形后，通过切割的手段进行分割，增加数量，以玉管最为典型，使用这种方式的大件玉器恐怕只有玉琮，称为“半切玉琮”。上海青浦福泉山M40、杭州临平横山M2的玉琮半切后，两半仍随葬于同一墓葬，嘉兴桐乡普安桥M11玉琮是一半纳于墓中，日本考古学家中村慎一认为没有把剩余的一半随葬在同一墓葬之中，是将其“留给了后代”。

　　说到再利用的例子，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展出了四件大英博物馆藏玉琮，其中一件矮琮，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很热烈，有人问：策展人是不是放反了？

　　大英博物馆藏良渚玉琮

　　很多人都知道，所有的玉琮都被雕刻为上大下小的样子，这就是仰视所需的视角。所以，千万不能把琮倒着放。乾隆皇帝当年不认得神徽，不止把它们倒过来放，还改了神徽，把玉琮改成了文玩。

　　这件玉琮的展示，却是上小下大，神兽的纹样是倒置的。

　　赵晔笑：“这是徐天进老师特意坚决要这样放的。”

　　这样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你看破疤。”

　　我们看到，这件玉琮的一角崩掉了，破了。但是，良渚人居然没有抛弃它，打磨以后又重新刻了纹样。赵晔提醒我注意，后补的纹样跟边上的纹样不一样，证明是两个人刻的，有先后关系。

　　“说明这件玉琮原来是完整的，可能在某个仪式当中不小心碰掉一块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得想办法给补回去，所以打磨了以后又把它刻回去了。”

　　【2】

　　说到镯式琮，蒋卫东也发掘过一件“镯子”，可以说是他考古生涯里的一个“转折点”。

　　2001年，蒋卫东作为领队发掘了桐乡新地里遗址，137号墓出土了纺轮，墓主人是位女性。这个墓还保存了人骨，这件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她的左手腕骨上。

　　桐乡新地里M137出土玉琮

　　考古人一看到这个场景，有一个问题可以解决了——不管她生活中是怎么样戴的，但至少在死后随葬时，玉琮明确可以作为镯来使用，这是玉琮的一个功能。

　　他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她的手臂垂下，这件镯子的神人面纹饰，是朝向她自己的。

　　这次展览也是这件玉琮第一次从桐乡出门。赵晔很贴心，为它准备了道具，就套在一只“手”上，让我们一目了然。

　　展览现场

　　山西清凉寺墓地M52出土玉琮

　　它的旁边还配了另一只“手镯”，来自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52号墓，这是一件龙山时代的玉琮。在良渚文明社会实体崩解后，就进入了广义的龙山文化时代，琮向周围四方的扩散进一步加速。作为镯的功用，良渚文化早中晚期，都见有内圆外方柱体造型的单节玉琮和多节矮琮，套戴在墓主手腕上，或出土在墓主手腕部位，比如良渚文化晚期的寺墩遗址就发现过镯式琮，说明“手镯”在良渚时期始终得到传承和延续。而这种琮作镯用的使用方式，也对黄河流域产生过明显影响，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陶寺遗址墓葬中都有玉琮套戴手上作镯的情况。

　　发掘完新地里，蒋卫东对玉琮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

　　和赵晔“同病相怜”，137号墓除了这件玉琮之外，没有其他大的随葬品。“在良渚遗址里，出玉琮的墓葬一般都会有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来跟玉琮配，但这个墓里就几件小的锥形器、玉珠，夯不啷当只有21件东西。”蒋卫东笑，“不该出玉琮的墓葬里出了玉琮，该出玉琮的墓葬一个都没出。”他说，有些墓葬的坑很大，形制也很规范，就是没有玉琮。137号墓的墓坑也不大，结果就出了玉琮，这就打破了我们以前对玉琮认知的很多界限。

　　在他的认知里，玉琮是良渚文化里非常高级的代表神权的法器。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的“玉琮时代”，把玉琮作为巫师沟通天地事神求福的法器，也代表了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而137号墓从随葬品看，墓主人显然没有高到可以垄断神权的地位。

　　这让他产生了很多疑问。蒋卫东仔细梳理了良渚玉琮的相关出土材料，目前，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内，出土玉琮的有50多处遗址，分布区域很广泛。玉琮，主要出土于各类贵族墓葬，但出土玉琮的墓葬，埋藏环境与等级，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既有反山、瑶山这样专门营建的王陵墓地，也有普安桥、新地里这样散布在普通居址旁的家族墓地，光是桐乡就有6个地点出玉琮。海宁也有好几个地点，佘墩庙等，等级也并不高。

　　随葬品数量也相差悬殊，既有反山12号墓出土658件随葬品的，也有新地里136号墓仅出土23件的。玉琮在各个墓地和各座墓葬中的出土状况也多寡不一，多数墓葬仅出土1件，但也有早期瑶山12号墓出土7件、反山12号墓出土6件，晚期寺墩3号墓出土33件的案例。

　　他在思考，为什么玉琮会在良渚崛起，一千年间始终没有衰落，而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在良渚之后还影响了大半个中国，成为良渚文明的标志，对外形成了极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良渚时期，存在着全社会对于玉器普遍崇尚和爱好的现象。这种全社会普遍崇尚用玉的现象，无疑构成了促使玉器形制与功能不断复杂化的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赋予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器型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他认为，玉琮作为良渚文化自创的玉器器型，良渚全社会对它显然有着特殊的情感，倍加珍爱。良渚文化一千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玉琮的演变，虽然可概括出从圆变方、从矮变高的粗略规律，但其间的变化错综复杂。玉琮，不断被赋予新的形制和内涵，纹饰不断抽象固化和格式化，功能不断延伸拓展，却始终占据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的最核心地位，成为权力和信仰的主要表征。

　　【3】

　　玉琮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本质是因为神徽。

　　在良渚文化玉器几十种器类中，除玉璧外，几乎所有的其他器类，都成为神人兽面纹的载体。他们把神徽的精神信仰，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一把玉梳子，也要有神徽的影子。佩戴者认为，自己就是神的扮演者，拥有神的授意，赋予自己异于常人的能力。

　　所以，其实良渚人信仰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件物品，而是神人兽面。它可以在不同的物质、情形中被观看，而且可以多面表达，三个面、四个面和五个面——汇观山的镯式琮五个面都是兽面。最极端的例子，反山12号墓的一个柱形器上，竖向四列、横向三层，刻了12幅像，而且是神兽像+神人兽面像互为间隔，错落布列。

　　但这么多种类的玉器中，神像最黏的只有玉琮。在良渚文化存在的1000年中，玉琮自始至终都与神像相伴。

　　反山发掘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玉器上的复杂图案，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在反山12号墓的出土玉器中，人们首次在琮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王明达在考古简报中称“神徽”。

　　12号墓葬里发现了18幅完整神徽，占整个反山王陵总数的3/4（反山王陵一共发现23幅）。墓里一共出土了6件玉琮——这个男人一个人拥有6件象征神权的玉琮。

　　反山玉琮王

　　“神徽”是怎么被看到的？过去，很多报道提到，是摄影师在照片里看见的。王明达说，这个说法，要更正过来。

　　王明达给我看了一叠手稿，题为“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写于1986年7月10日，反山发掘两个多月，12号墓等大墓已经出现。

　　“横纹、圆目、宽鼻、巨口，口中显露锋利的牙齿，形象具体真实。”在描述玉器上的图案时，他这样明确写道。198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他特地拍了琮王的照片，准备给代表们看看，但黑白照片不是很清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史专家吴汝祚看完照片，找到牟永抗：老牟，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我看？

　　因为要向省人大汇报，需要再拍一批彩色的照片。当时，所有的器物都放在吴家埠工作站，看器物也在这里。

　　那天也是在吴家埠，王明达跟所里的摄影师强超美说，你看看，能不能拍出来，就拍这一块。他指指琮王上的神像。强超美查看自己刚刚洗出来的照片：看到了看到了！

　　兽面的两边原来有两只手！然而，这个戏剧性场景，后来被演绎为在照片里首次发现了“神徽”。

　　【4】

　　王明达看到了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像，2001年，方向明画了琮王上的第一个神像。

　　反山M12：98琮直槽神人兽面像D-A下 方向明 绘

　　1986、1987年，反山和瑶山发掘以后，王明达找到方向明：你图画得不错，又快又好，整理的时候你一定来参加。

　　“那时候画图画得好的，主要有赵晔和我，我基本上可以达到又快又好，是天赋。”

　　方向明做过准确记录：吴家埠画瑶山玉器，从1999年5月5日到1999年6月22日，实际工作日39天，画了所有的瑶山出土玉器、石器和陶器。

　　以前瑶山遗址的玉器，是一个墓一个墓拿过来画的，但反山遗址不是这样，王明达按照器物分类运来，让方向明画。

　　“玉璧，运了一车来，玉琮，运了一车来，高潮，就是琮王。我很紧张，房间专门装了空调，”平时画一般的玉器，方向明是不戴手套的，“戴着手套根本没法画。因为开着空调，手直接去触摸玉器，是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但画琮王，方向明不敢不戴手套，怕它掉“皮”。平时一个礼拜只来几次的王老师，在方向明画琮王时，天天来“监督”，还有一拨围观的“吃瓜群众”，说从来没看过，特意过来看琮王。

　　因为琮王太重要了，给方向明的时间很短，他现在想来有些遗憾，“把主要轮廓都描了，细部没办法描，到最后，自己也有点疲惫了。”

　　但在我们看来，这8个神像的手绘图，纤毫不差。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文创周边的神像，都以方向明画的基本款为设计来源。

　　每一件器物，他都用中村慎一先生送的塑料游标卡尺量，量了记录、描述，“这是要有巨大毅力的。我宁可画复杂的器物。画完瑶山、反山玉器，又在硫酸纸上上墨，说句实话，我那时候看到玉器就想吐。”

　　王明达爱护，经常对着大家表扬他，“摸遍瑶山、反山所有玉器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人。”

　　从2001年5月开始，方向明在每张图纸上都标识了绘制的日子和时间，光是反山墓葬中的玉器就有1100余件（组），不计玉粒、玉片，单件计3072件。

　　琮的使用方法有很多，“就像一个碗，可以吃饭，也可以喝酒。”方向明说。

　　良渚玉琮不同场合下的使用示意图 方向明 绘

　　蒋卫东发现的琮可以当成手镯，像王明达发现的玉琮王是放在头部边上的，琮还可以当臂钏，穿戴于上臂或下臂，1996年，中日合作发掘的桐乡普安桥遗址11号墓最早发现明确作为臂钏的玉琮。

　　蒋卫东总结过良渚玉琮的十大使用场景，其中一种使用方式，考证者就是方向明。

　　反山12号墓出土的豪华玉权杖，出土时，权杖下面的镦就插在琮里，琮在这里好比一个底座。

　　“当时也讨论过，权杖是偶然掉进去的，还是本来就在里面的？但镦和瑁的配伍，是确定的。因为整理反山，我做了反推，什么样的倒塌情况，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有原来权杖就放在玉琮里面，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但方向明“脑子里还有一根筋”，会不会还有其他例子？

　　2015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大家又一次仔细查看反山遗址发掘的野外照片，方向明指着反山20号墓出土的124号琮的照片，对王明达说：王老师，这个象牙器明显就是伸到了124号玉琮的孔里面了嘛。再次证明琮作为器座的功能。

　　反山M20:124玉琮和伸入射孔的象牙器出土细部

　　方向明又花了三天画反山豪华权杖瑁和镦的纹样展开图，端面以及瑁体都有一圈纹饰，中间有三个孔。纹样和圆孔有机结合起来，圆孔其实也是个螺旋，旋转带动着两边的兽面，若隐若现。我们可以清晰辨明出神像的眼睛、鼻子、嘴巴、爪子，身体的轮廓又跟这些地纹浑然一体。

　　他在画镦的时候发现，上面还有一圈地纹，是小尖喙+椭圆形螺旋线的组合，但里面还有机关，可以很规则地划分成4组图案，是4组变形鸟纹。

　　我没看出来，眼已花。

　　反山M12：91玉镦纹样展开线图

　　过了几年，2010年，玉架山遗址200号显贵女人大墓出土了透雕冠状器，领队楼航第一时间发给他看，冠状器上的太阳神鸟纹和反山这件镦的一组，一模一样，证明了他对反山12号墓镦上纹样的读释，是正确的。他通过亲手画，也证明了良渚人在玉琮上行云般的线条刻划，是有规则的，绝对不是随便创作的。

　　方向明认为，豪华权杖玉瑁镦围绕圆和椭圆的旋转纹样，已经表达了平面的旋转形式，就可以把权杖看成是动态旋转的“扶摇”，“它也是一棵神树”。这就确证了琮作为神树（扶摇）式豪华权杖的“器座”，是良渚宇宙观的实体。而放在琮中心的“扶摇”，从原先抽象的八角星纹图案，成为一棵包括旋转、神像、神鸟等多种组合元素的“扶摇”，“这是东方出现的最早的神树”。

　　说到神树，这次三星堆刻划神树玉琮也来了，“但这棵神树还属于盆栽阶段”。方向明笑，“但为什么把神树刻划在琮的外壁，这当然不是偶然。”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刻有神树纹的玉琮

　　（部分图片由方向明、蒋卫东、赵晔、良渚博物院提供；感谢罗晓群对本次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