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良渚考古90年，探源无止境

　　专家名片：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考古、考古学史与考古学理论、早期文明起源等。著有《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考古随笔》等。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90年来，从几片黑陶片到精美玉器、古城遗址、水利设施等一系列重大发现，良渚遗址不断给人以惊喜，不断刷新学界和公众对它的认知。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良渚论坛上，我们专访了长期深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陈星灿。访谈中，陈星灿回顾良渚的考古历程，解读良渚文化的特质与影响，瞻望良渚考古研究与遗产保护的未来。

　　游客在良渚博物院参观文物展品。视觉中国供图

　　过去90年，对良渚的认识几经转变

　　记者：站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回望，您如何评价90年来良渚考古发掘与遗产保护的重要进展，以及它在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陈星灿：良渚考古走过90年，我们对它的认识几经转变。比如遗址刚发现时，它被视作龙山文化的南渐。后来碳十四测年显示，良渚文化的年代比龙山文化还要早数百年，是本土起源的文化。

　　20世纪80年代反山、瑶山墓地发掘，证实良渚已是高度分层的社会。后来考古发现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内城，后续又找到外城以及水利系统，它们可以作为支撑良渚已是早期文明的证据。

　　又如，过去我们曾认为，中华文明仅从中原“独苗式”发源。良渚考古证明，长江中下游同样是文明起源地，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可以说，良渚考古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您在良渚论坛主旨发言中提到，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是中华文明重要特质。在您看来，良渚文化从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些核心特征？

　　陈星灿：良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吸收其他文明的文化元素，也向外持续传播自身文化。当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良渚强盛阶段，对外辐射力很强，例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就能见到不少良渚文化元素。

　　一般认为，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走向衰落。但事实上，良渚的诸多文化元素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向外扩散至周边区域。粤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里可见良渚文化南迁的痕迹。而中原地区出土的玉琮、玉璧也印证了良渚文化的影响力。良渚文化以多种方式进入中原文明，对中原文明形成显著的影响和辐射作用。

　　记者：总体来看，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良渚文化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早期的“满天星斗”格局为何后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陈星灿：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多个区域，差不多同时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这一加速阶段可称作“古国时代”，其中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为第一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为代表。在这一阶段，红山文化和崧泽文化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后为第二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良渚文化是这个阶段的最高代表，它有都邑性城址和城乡分化、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高等级墓葬和贵族手工业以及礼仪制度、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体系。山东章丘焦家、滕州岗上、甘肃庆阳南佐等遗址也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后为第三阶段，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陶寺和石峁可为代表。在这个阶段，冶金术出现，暴力和战争成为社会冲突的常态，“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基本定型。随着文明化进程加速，二里头文化脱颖而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初步形成，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视觉中国供图

　　考古就像拼图，如今只拼出了大致轮廓

　　记者：在您看来，良渚遗址还有哪些谜团有待进一步揭开？对其保护与研究还应关注哪些重点领域？

　　陈星灿：根据现有考古研究成果，良渚或许已经形成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国家，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悬殊，有的墓葬一无所有，有的墓葬则有数十件随葬玉器。但关于它的统治模式、统治范围，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还有诸多疑问有待解答：它究竟是一个覆盖整个环太湖区域的广域国家，还是在现今上海、苏南等所在区域各有自己的政权？良渚的政体，是否和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属于同一性质？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历史遗存本身是零散的，不会自行叙事，需要考古学者去解读，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依旧碎片化。当然，这种碎片化的认知，和9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至少我们已经确认，5000年前的杭州湾一带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政体，这是过去不曾知晓的。

　　考古就像拼拼图，如今我们只是拼出了大致轮廓，想要进一步还原历史，还有待后续探索。

　　记者：放眼下一个90年乃至更长远的未来，您对良渚的保护与研究有怎样的冀望？

　　陈星灿：考古是一门科学。中国考古学至今只有105年的历史，良渚考古也只走过了90年。90年间，我们从最初的几片黑陶片起步，逐步构建起良渚时代的文化图景，发现了大量遗址和墓葬，还建立了良渚博物院。

　　但考古工作没有终点，文化遗产保护更是长久的事业。5000多年来，良渚遗址已经遭受不少破坏。良渚考古研究之路依旧漫长，这项工作要历经数代考古人接续完成。相比发掘研究，保护的任务或许更为艰巨。

　　良渚博物院展出的吴大澂《古玉图考》。视觉中国供图

　　历史的遗存，要让更多人记得住、可参与

　　记者：本届良渚论坛的主题是“文明承启：守护文化遗产 点亮时代之光”。作为良渚论坛的“常客”，您认为文化遗产如何才能为更多人所知晓，真正成为“有温度的历史记忆、可参与的生活场景、能对话的文明载体”？

　　陈星灿：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博场馆普遍比较冷清，不少场馆甚至靠售卖家具维持运营。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对文物、文化遗产、博物馆和考古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一些场馆、展览还出现了一票难求、彻夜排队的现象。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想要留下“有温度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的展陈、展示就要力求深入浅出，融合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加强互动性、沉浸感，让公众看得懂、记得住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

　　同时，要为公众打造“可参与的生活场景”，改变文化遗产“只可远观、难以近玩”的现状，依托遗址公园等载体，在严守保护红线的前提下，让公众走进遗产空间、感知原生环境，借助研学、互动体验等方式亲近文化遗产。

　　构建“能对话的文明载体”，一方面要推动学界、文博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互动。像良渚玉器这类古代器物，时隔久远，学者的阐释只是基于现有材料的一种判断，未必就是定论，观众结合生活经验的猜测，或许不乏合理之处。同时，加强和媒体的协作，以新颖的视角、多元的呈现方式，面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良渚论坛等平台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桥梁”作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上面临不同的问题，积累了不同的经验，通过交流可以取长补短，携手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路径。在此基础上，良渚论坛要以考古成果为纽带、以文化对话为载体，为不同文明搭建平等包容、多元共生的交流平台，推动不同文明相知相近、互学互鉴，促进文明对话、消弭认知隔阂，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发展注入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