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年沧桑巨变，70年众志成城！再过不到一个月，就将迎来新中国70周年华诞。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70年来，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日益美好。特别是2003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浙江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跃上新境界。今起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来自“三个地”的报告》系列报道，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发展的辉煌成就。敬请关注。

浙江在线9月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周咏南 刘乐平）70年发展之路，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追赶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赶超，跨越。70年间，新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交出的现代化答卷，令人惊叹。当人们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笈时，浙江无疑是最为典型的样本之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实现了从经济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转变——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949年的15亿元、1978年的124亿元跃升至1991年的千亿元、2004年的万亿元，2018年达56197亿元，超过2017年居世界第18位的荷兰，连续23年稳居全国第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凭借体制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实现了从农业主导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成为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历届省委、省政府抓住机遇，充分运用资源要素和环境严重约束形成的“倒逼机制”，率先推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功实现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创新型、数字经济的转变。

观察浙江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格局的这一历史性转型，我们不能不感叹：紧缺和约束，不局限于浙江；成长的烦恼也是谁家都有；“倒逼机制”也没有一个模式，更没有文件要求浙江实行“倒逼机制”。但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精心谋划、扎实推行的“倒逼机制”，成了浙江人勇立潮头的制胜法宝，也成就了今日高质量均衡发展的浙江。

倒逼，逼出浙江经济新质地

从被“倒逼”转向主动选择，逼出了“腾笼换鸟”、提升内涵的新思路，逼出了“借地升天”、集约利用的新办法，逼出了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的新转折，从而用“倒逼”之“苦”换来发展之“甜”，争取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飞跃。

——摘自《之江新语》

钱塘江南岸，杭州滨江区阡陌路，这里集聚了包括海康威视、华三通信、安恒信息等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科技企业。2018年，该区数字经济实现收入3070亿元，比上年增长17%。

钱塘江北岸，杭州玉皇山脚下，一座江南园林若隐若现，富有古典韵味的中式建筑鳞次栉比。这里是近年声名鹊起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各类基金管理公司在此办公，管理总资产达11200亿元。整个浙江，百个特色小镇的布局已经呈现。

时光倒退20多年，滨江还只是萧山的三个镇，玉皇山南则是一片城中村和旧仓库。如果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地方要么是农田，要么是荒地……而今，这些仍然带有集群化块状经济特点的新型平台，相对浙江传统块状经济而言已是今非昔比。

新中国成立70年，与迅速增长的经济总量相对应，浙江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层次逐渐优化升级，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先进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转化的过程，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1949年的68.5∶8.0∶23.5调整为2018年的3.5∶41.8∶54.7。

浙江人明白，今日发展之“甜”，源自从前“倒逼”之苦！

直至本世纪初，块状经济还是浙江经济的代名词。20年间，浙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GDP的24.9%。2018年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宣告，浙江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步入新世纪，率先发展的浙江，最早遇到了缺地、缺电、缺水的窘境，要素瓶颈让发展难以为继的警告正在变成严峻的现实，一些企业几乎被逼到了生存的边缘线上，“增长的极限”拷问着这片发展的热土。

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正式提出“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这话说得绝对了些。但世上有些事确实是‘倒逼’出来的……”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这样写道，“现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要素瓶颈制约形成了新的‘倒逼’机制，实际上这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契机。”

从高增长中看到了高代价，高增幅中看到了不平衡，要充分运用资源要素和环境严重约束形成的“倒逼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快，全省上下统一了思想，“腾笼换鸟”成为全省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战略性路径抉择。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遵循“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倒逼”思路，浙江一手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一手淘汰落后产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巡视员凌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浙江淘汰和限制的“落后制造”项目，在其他许多地方仍旧是招商引资的重点。“其实就是自我加压，自己逼自己，这也使得浙江的产业结构调整早走了一步。”凌云深有感触地说，浙江经济能有今天的成绩，就是一以贯之地在“倒逼机制”下，主动淘汰落后产能，持续培育新兴产业。

2008年，就在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之时，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浙江经济何去何从？是为了保住GDP增长而暂时放缓转型升级步伐，还是立足长远咬定转型升级？浙江省委提出：环境保护的“硬杠杠”不能宽，节能减排的“紧箍”不能松，困境中更要咬定转型升级。

每一次重大危机，往往带来调整的机遇；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造影响深远的变局。

顶住各种压力，近几年，浙江立下了生态优先的规矩，出台了“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四边三化”“四换三名”和浙商回归、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当成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在严峻的外部形势下，浙江经济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提升。

2018年，全省GDP为56197亿元，稳居全国第四位；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上年的3.7∶43.0∶53.3调整为3.5∶41.8∶54.7；人均GDP为98643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4907美元）。从近年情况看，浙江经济发展的“形”和“势”都表现出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态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增强。

“倒逼”，逼出了浙江经济新质地。

倒逼，逼出浙江经济新空间

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浙江的资源禀赋逼迫我们，浙商的走南闯北启示我们——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摘自《之江新语》

一个13岁的小女孩周阿雨，身无分文来到意大利，经过艰苦打拼，最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富商，并带着法国丈夫和女儿陪同意大利总统回国访问，衣锦还乡回到温州与父母兄长团聚。这是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讲述的改革开放之初的故事。

70年来，浙江经济崛起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与当年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无数的周阿雨们为生计所逼，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赤手空拳出去闯荡世界相比，今天，浙江人以一种更为自信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留下足迹。

对外开放浙江潮：我省进出口总额从1970年的773万美元增至2018年的4324亿美元（2.85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份额从不足0.2%提升至9.3%；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1985年的55家增至2018年的3529家，年均增长16.0%。

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年浙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并购浪潮。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18年，全省经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737家，境外直接投资备案额126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倍。现在，浙商对外投资项目遍布六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

今天的浙江经济，早已与全球经济水乳交融、无分彼此。天下浙商纵横捭阖，无比自信地配置着全球市场资源。然而，谁又能想象，就在20多年前，浙江企业不要说到国外投资，就是到省外，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时任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回忆说，2003年，一些民营企业家面对资源瓶颈，选择到外省投资，当时省内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所谓“去浙江化”的批评，认为这是资本外流、企业外迁。“当时，省内对于要不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仍然思想不统一。”

思想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当时的浙江民营经济，繁盛之下隐忧已现：粗放经营、数量扩张型的发展路子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约束明显加大之间的矛盾、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与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矛盾……

怎么看？怎么办？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基于“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深刻洞察，提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著名论断，统一了全省开放发展的思想，为浙江加快发展打开了新天地。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无数浙商靠韧劲与顽强，撑起了交相辉映的“三个浙江”——本土浙江、省外浙江、海外浙江。更多的浙商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分工，整合全球资源，化解“瓶颈”制约，实现由“本土性企业”向“世界性企业”的转型。

正泰集团董事局主席南存辉一直践行着这一理念。这些年来，沿着“一带一路”布局发展，正泰在北美、欧洲、亚太设立三大全球研发中心、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家国际子公司、22个国际物流中心，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

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小省，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如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瓶颈问题，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主动？广大浙商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通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来倒逼自身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现代化能级。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学游泳为喻，生动阐述了开放赋予中国改革的“倒逼机制”、压力机制。“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2018年，时隔14年，浙江再次召开对外开放大会。这次高规格的对外开放大会传递出一个信号——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浙江的开放型经济迎来攻关期。

新一轮的全面开放，正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入一个高质量发展阶段。用好“倒逼”效应，通过新一轮的全面开放，全球的商品、人才、要素在我们的平台上自由流动、交易，形成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开放发展新高地。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浙江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全面创新。对浙江而言，更高层次的开放，就是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设开放强省。建好自贸区，争创自贸港；构筑对外开放大平台，拥抱“全球朋友圈”……

倒逼，逼出了浙江经济新空间。

倒逼，逼出浙江经济新机制

面对“倒逼”的客观现实，唯有变压力为动力，深刻认识，尽早觉悟，抓紧行动，才能从“倒逼”走向主动，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摘自《之江新语》

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在时代的大潮中，总让人感慨万千。1982年7月，酷暑下的浙南。温州乐清，青年李方平每天都在心惊胆颤中度过：又一波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来了。其时，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松动，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十分活跃。

那个夏天，包括李方平在内的温州柳市镇8位小商品经营者被指控“扰乱国家计划经济”，但没过多久，他们得到平反。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细胞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

时光是最好的魔术师。谁能想到，30多年后，李方平又一次引领时代风骚——他二次创业创办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工耳蜗打破了国外在这一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垄断，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发人工耳蜗的国家。

旧体制的轨道上，生产力的车轮注定行之不远，要迈开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最根本的是在体制层面变革创新，这是浙江人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得来的经验，也是当今中国最突出的时代主题。

如同世上没有笔直的大道和笔直的河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充满了坎坷。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浙江也不例外，一批国有骨干企业也随之建立，为浙江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但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投资较少，浙江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那时候，民营经济也几乎全部消亡。1978年，全省GDP中由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94.3%；在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占100%。

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最早在这里打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浙商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无中生有，正是这样的性格使浙江人与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等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

新世纪，浙江民营经济已经蔚然大观。在经历了10余年的改革探索后，1992年开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与1991年相比，2000年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3万户和1.1万家增至158.9万户和17.9万家。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二十年里，是生存的压力逼迫着浙江人前进，最终成就了第一代浙商群体；进入21世纪，“倒逼”浙江民企走上转型升级之路的，则是这样一种现实困境——经历20多年粗放发展，成本上升、技术含量不高、环保压力加大等瓶颈制约日益突出。

长兴铅酸蓄电池产业是当时浙江所处发展环境的一个缩影。当年，该产业在长兴一度遍地开花，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的印象里，那几年，虽然整体市场还不错，但是隐忧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浙江民企当时面临的难题，背后是我省民营经济粗放经营，数量扩张的发展路子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约束明显加大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状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2005年4月的一次省委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宏观调控和要素制约形成的“倒逼机制”，可以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上发挥重大的革命性的作用。

对当时的浙江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改革正从打破传统体制障碍的局部突围，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资源要素流动怎样更合理、更高效？市场机制就是那座连接的桥。

2005年开始，浙江在全省大力推行市场化取向改革，不断走向全面深化——继2002年10月嘉兴秀洲区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拉开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序幕后，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先河；同年，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

通过改革，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集约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机会，粗放经营则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一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逐渐建立，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倒逼”机制通常以自我加压的形式出现。互联网时代，传统经济深度转型，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异军突起……面对发展新形势，浙江始终保持忧患意识，通过不断的改革，与时俱进地为创业创新者提供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

这些年来，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统领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在工业领域推出了“亩均论英雄”改革，在项目领域推出了“标准地”改革，在生态建设领域推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等制度……新的“游戏规则”覆盖面将更广，土地、能耗、环境容量等主要资源要素配置规则将进一步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