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迎新之际，各地烟火气渐浓，乡村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浙江衢州，103场“村晚”正在酝酿中，村歌演唱是其中的必备节目。丽水、温州等地，也在紧锣密鼓排演最新创作的村歌，试图将“村晚”搬到云上，让海外华侨也能听到家乡的歌谣。
不需华丽灯光，田间地头、村口树下，都是一出好戏。
之江大地上的“村歌热”现象，由来已久。早在九年前，浙江就曾举办全省的村歌大赛，将散落各地的乡村好声音搬上舞台。前段时间，一场村歌故事会在衢州江山大陈村唱响，以“一村一歌一故事”的形式，展现了浙江山区26县强村富民的生动实践和村民的文化自信。
一波波接续而来的村歌热潮引发思考：浙江的村歌为何而生、缘何而兴？很多“土味”村歌又为啥唱不响亮？
一
村歌，主唱是村民，唱的是村事。它的萌芽与繁荣，与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带来的山乡巨变密切相关。
2003年，习近平同志履新浙江不久便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拉开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序幕。近二十年，一个个落后乡村告别“脏乱差”、变身“绿富美”，一座座文化礼堂在广袤的田野上相继落成，村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放声歌唱。
2007年，江山市大陈村创作了第一首村歌《妈妈的那碗大陈面》。村支部书记汪衍君带着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唱，一不小心唱进了中央电视台，让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大陈村从此一歌扬名。
“那芳香诱人的大陈面……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故乡永远在我们心间。”歌声走过十余载，也把江山唱成了“中国村歌发祥地”“中国村歌之乡”。
从大陈村起步，万千乡村蝶变的美丽印记，化作一首首动人的村歌。
“一壶龙井，一壶月光，西山杜鹃相思梦长，转山转水入转塘。”杭州村歌《爱在转塘》，描绘出一幅浓淡相宜、诗意洒脱的山水人文画卷。在武义，一曲别样的《乡村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村民的幸福心声：“别看我们村子小，新闻头条来聚焦，幸福是最美的头条。”
绿水青山的故事、创业致富的故事……之江大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都是村歌创作的鲜活素材。村歌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是从希望的田野上“长”出来、从老百姓的心里唱出来的，能让听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可以说，村歌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标识，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更是精神共富的一种符号。浙江的“村歌热”现象，也折射出村民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寄托了大家对乡村未来发展的朴素期许。
二
过去十多年来，浙江村歌文化耕耘不辍，整体创作质量与数量都在持续提升。但值得思考的是，繁荣的村歌创作生态背后，为何没有出现一首脍炙人口的“国民热曲”？
有人说，村歌的基因决定了它只能自娱自乐。它总是限于一方水土，太富有地域特色导致注定无法被广泛传唱。但理一理时间线，我们会发现，村歌的传唱史其实可追溯至千年前。那些诞生于田间地头的小曲小调，也能传遍四方。
好的村歌，就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特定的时代风貌、社会生活与百姓心声，拥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诗经》中的“风”就是地方民间歌曲的合集，采自乡村百姓日常生活，里面有“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浪漫情思，有“采采芣苢，薄言有之”的劳作之乐，也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同仇敌忾，使今人得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周代民生百态。
好的村歌，就像一声声号角，在艰难时刻唱响希望之声，传递出鼓舞人心的力量。
延安时期，农民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出了《移民歌》，用黄土地里的哼唱表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深情。这首村歌被广泛传唱，后来经过延安文艺工作者整理、删修后，成了红艳如火的《东方红》。
最近，因世界杯“出圈”的网络神曲《早安隆回》，也是一首地域性很强的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它受到大众喜爱。“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歌词看似只是抒发对小县城隆回的热爱，却唱出了向阳而生、逆势而上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感染激励了无数人。
人类在同一片星空下，总有共通的情感。一首歌能否被传唱，关键在于它有否对自我生活与时代感受的强烈表达，能否抓住每个人心中最柔软、最向往的那个角落，是否唱出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
反观当下，大多数村歌动辄歌词宏大叙事，如同喊口号式的歌词既打动不了当地人，更打动不了外地人；又或者不够精细，为了创作而创作，草草走个“流程”，词作者、曲作者甚至不了解村里的实际情况；有的缺乏本地特色，束缚于固有格式，“村口一棵大樟树，樟树下面有条河，樟树旁边一条溪，溪水旁边人欢笑”，村村皆是如此。
真正有泥土味、青草气的表达并不多，真正能唤起共通情感、内心共鸣的旋律并不多。这样的村歌，注定只能一唱而过、难以传唱。
三
作为新时代村歌的发源地，浙江如何持续激发高质量的村歌创作，让“土味”村歌跨越山海、广泛传唱？
村歌要坚持在地“主旋律”。创作须挖掘村庄本原特质，展现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描真景、讲真事、抒真情。这样的村歌，内容熟悉，语言亲切，情感相融，村民唱起来才会眼里有光、嘴角有笑。
比如前段时间的村歌故事会，开场序曲引用的“廿八都山歌”，起源于明清时期的省级非遗音乐，淳安作品《田园睦歌》与武义作品《心墙》分别融入睦剧和婺剧的在地戏曲元素，都是弘扬当地特色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若缺了文化根基，村歌与村、与民都是陌生的，无法产生深度联结。
文艺工作者要当好“和声”。发自村民内心的旋律，就像一颗珍贵的“原石”，虽然内在光芒无限，但也需要专业力量助其迸发能量。音乐家不妨作为一支公益力量下沉到乡村，成为农民情感的表达者、民众心声的代言人，在歌词、节奏、旋律上多下功夫，让村歌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更加契合主流大众的音乐审美与情感需求，打磨出传唱大江南北的村歌精品。
传唱半个世纪的村歌《采茶舞曲》，就是由专业人士浙籍知名作曲家周大风创作，他在泰顺县东溪乡随村民上山采茶时有感而发，其中两句歌词周恩来总理还进行了修改完善。如今，《采茶舞曲》在全世界发行了100多种版本的唱片，更在G20杭州峰会上律动全场，成为展示浙江茶文化的一张“活名片”。
而归根结底，村子富、村民乐，才能奏响村歌“交响乐”。村歌的舞台属于村民，土地本身就是他们祖祖辈辈辛勤耕耘、世世代代接续奋斗的“舞台”。只有让乡村的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村民心里面的那朵花才能绽放，心里面的那首歌自然就流淌出来了。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声音、最动人的村歌。
泥地长出来的“歌”，究竟能长多高、飞多远？风儿知道，云儿知道，老百姓更知道。
只有根往下伸，歌声才能传上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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